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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对我这样不安分守己的人来说，总是会寻找机会的。干推销于我，也的确勉为其难。就是杨小小自己，在这家公司也快坐不住了。她那内向的性格不太适宜这项工作。尽管她兢兢业业，每月也才300元工资，老板这时不段发出要“劝退”她的信息。就在这个时候，家里来了，让她回去。她心里像乱麻，乱急了。她很想找个人倾诉倾诉。
我的确要去一象报社应聘了。当时我在华堂商厦推销的时候，有人在那儿放报纸，我要了一份。原来是一家名不见经传，但已有10年创办历史的行业报纸，现在要改版。面对日益变化的市场，他们急于招聘一批“有志英才加盟本报。”这不，为了扩大影响，这家报纸在北京各大商场免费发放试刊报样了。
1994年的仲秋北京，街头很是热闹。每天除了堵车堵塞得水泄不通和各大商场喋喋不休地打商战外，就是铺天盖地包罗万象的广告和广告方式，报刊、电台、电视台和街头人行天桥、电线杆及公共厕所的墙壁上，各式各样的广告充斥着视野，灌满耳鼓。还有许多公司堂馆、民办学校等，干脆就印刷一些报样广告，派人直接在街头发放。有一个月，我接到手上的小广告纸，竟有几本书厚。像这样四开十六版的报纸，也不惜血本将报纸送人，为的就是“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
我看了这家报纸的招聘启事，对他们要“招聘若干釆编人员”一项很感兴趣，虽然启事中强调要有大专以上学历和两年以上工作经验，但我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我虽然仅是高中毕业，但我毕竟是省作家协会会员，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作家。我要用自己的“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证”和带来北京的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200多篇文章去敲开机遇的大门。
那天，我不顾一切地往回赶，也顾不上去公司交差，当夜赶制了一份简历，并将文章和作协会员证全部复印了。第二天就匆匆赶到朝阳区来应聘了。
接待我的是位中年妇女，她自我介绍是这家报社的人事部长。
“你的身份证，学历证？”待我一坐定，人事部长就问我。她那眼镜片后是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令我看着有点心颤。
“我是外地来的……”我似乎答非所问。我知道自己那个高中毕业证书是绝对不行的。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高学历的人实在冭多，随便在街上问一个人，十有八九是大学本科生。这个地方文化密集程度可以说是全国之冠，在全世界也久负盛名。相形之下，我算什么东西。
人事部长不耐烦了：“证件，拿出你的证件来！”我急忙从包里拿出一沓复印件的作品和省作协会员证。“您看，这些东西可以吗？”人事部长眼珠子可怕的一翻，说：“我现在可没功夫看这些！我要看的是身份证、毕业证和在京务工证！如果没有的话，等有了再来吧！”说完不容置疑地把手一挥，叫下一位进来。
我还没有机会拿出自己的作品和作协会员证展示自己的才华，就灰溜溜地被轰了出来。我的计划全流产了。
我很失望地走出报社。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忽然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这一刻我的信心全都丧失了。“学历，学历！户口，户口！”我愤恨地自言自语。走到宣武门，看见新华社那高耸的灰玻璃大厦，我忽然有一种要想爬到那20多层楼顶再跳下来的冲动。我不承认自己的智商和工作能力比一些大学生差，甚至认为自己可以到那灰色大厦里去工作，只是我的运气太差。我少了一张大学毕业证书。多少年来，积淀的苦楚，使我有一种欲大哭一场的感觉。
在这里，没有人会轻易承认我。他们不理解我。他们粗暴地拒绝了我。人事部长那双可怕的眼睛，在我的心里又闪了一下，令我打了寒颤。杨小小的笑脸就在这个时候浮现出来。我纪起了那天我和杨小小在街上见着的一幕。
那天和杨小小信步走在大街上，我们看见新建大厦顶着巨幅的广告高耸入云，街上并行着轿车、摩托车、公共巴士，喧闹声依然嘈杂异常。这时，一个傻乎乎的女人从街口窜出来跑着、跳着、大笑着，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地往前面狂奔，有人驻足回眸，有人视而不见。杨小小说：“你看见那个女人了吧，就站在我们面前，前不久疯的，真可怜。”杨小小叹息着。
“澳，难怪好些面熟，好像挺年轻。”我惊愕地说。隔一会儿，我好奇地问：“她是什么疯的，上次我看见时还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一下子就疯了呢。”
“听说她那男人喜欢‘修长城’，欠了一屁股债，后来又逼她去做‘鸡’，她不肯，男人就打，女人提出离婚，男的不肯，便把她锁在屋里，这样的折磨不疯也会气死。”杨小小幽默地说。
我想到这里，喃喃地说：“我怕也要变成疯子啊！”便去拨杨小小的电话，却没有人接。才无可奈何地放下话筒。
东方一笛一开始就不赞同我把兴趣转移到“新闻”上来的。他说：“新闻很无聊。你一旦塾悉这一行业，就会发现真的好无聊，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一是同一题材抄来抄去，二是同行之间又那么犯忌……我厌烦死了。真的，还不如闭门做学问，写小说当作家，或者出国混几年。”
东方一笛讲到这里，又望了我一下，说：“你倒可以去北京的胡同旯旮里转转，那些狭长阴暗的小巷子里倒还是有些真实的东西，原汁原味的素材，然后在文化圈子里结识几个人，有人提携你的时候，你就有希望了。”后一句，东方一笛强调的是我这样的人成材的“关键”，是鼓励我去钻研人际关系学了。当然他说的有他的道理。
可我却不以为然，这当然我也能从中感到他有点看不起我的意思。到北京以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东方一笛这些年变了许多，有一种玩世不恭、傲视一切的神态。这次国庆45周年庆典活动之后，他更把现在的中国说得一无是处，说什么一味的歌舞升平盛世，中国人的忧患意识那儿去了？他似乎一副优国忧民的味道，对现实充满着悲观。他认为，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是他的理想栖身之地。现在他在补课，在“充电”，准备考托福，然后去美国或者欧洲箅了。然而，油于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我就不好说什么了。对于我，当前最要紧的是尽快在这里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尔后才有可能大张旗鼓地去做“自由撰稿人”，征服北京。但总的说来，此时的我已经喜欢上北京了。
只有钟离东对东方一笛的话漠然视之，从不评论。有几次，我要他发表“高论”，他总是漠然一句：“我是小人物，只做小事情。所以说的话也是小人物的话。”东方一笛也知道钟离东不喜欢他的“论调”，便在这个时候把头扭过去，不看我们。
我实在是想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了。自已带来的钱以及那300多元的薪水已经花完了，现在是钟离东用他那并不高的工资来支付两人的伙食费、房租和零用钱。这样一来，这间可怜的小屋身价已经涨到了每月280元，差不多是我在老家上班时的月工资了。今天钟离东领了工资，便立即抽出三张“老人头”扔给我，这是给我的“零花钱”。
我默然地收起了钱。没有说“谢谢”，说也是废话。我和钟离东之间，不是一句“谢谢”能够可以表达的。这个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与人之间，亲戚朋友与亲戚朋友之间，能够达到我与钟离东这样默契、这样真诚、这样纯洁的话，实在是凤毛麟角了。在这物欲横琉的时代，金钱与吞噬了人间许多人的善良与真诚。在城信与友谊纯度大减的今天，尚存的只有我与钟离东了。东方一笛做不到这一点。“人生难得一知己，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感叹道。
但我明白，虽然我没有一些负债感，但却又因此多了一份责任，一份不辜负朋友的责任。我如果不努力尽快改变现状，只会给钟离东带来更多的麻烦，甚至因此拖垮他。对于花钱，我开始不像刚来时那样毫无节制，而是变得谨慎了，甚至准备戒烟了。
我又想起了自己借给杜鹃红的那三万元钱，想起了她的来信。杜鹃红呀杜鹃红，我在北京放不下的仍是这个名字。当初唐姨知道我给杜鹃红借款并决定自己承担那份高额利息时，恨得直磨牙：“你这个傻瓜，我要是你的亲姨，非甩你几个耳光不可！”
是的，唐姨不是我的亲姨，但在我心里她比亲姨还亲。话又说回来，唐姨是我在一次舞会上结识的。后来接触多了，便亲密起来，可以说唐姨待我胜似亲侄。我们的交情，早已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