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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流放，他是在帝国四年被判流放，至今已经快六年了，虽说流放的日子，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供他思考各种问题，同样也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自己的研究，可是作为一个习惯了南方的温暖的南方人，他却很难适应这唐努乌梁海的冬天。
至今，他仍然记得在第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面对零下三十六度的低温，难耐酷寒的他甚至动过给美国驻华公使写信的念头，因为他出生在美国，所以，他希望由美国公使出面，带他离开这里，可最终强烈的自尊心却令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坐在被雪暴埋到屋顶的小木屋里，听着雪暴那无休止的怒吼呼啸，他不时回忆起在过去的六年中一些最难以忘怀的事情。
流放的岁月，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艰苦，在这里，作为“国事犯”的他，不需要像其它的流放犯一样，必须开垦土地，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食物，他每个月可以领取六元的生活费，尽管不多，可是在边疆却足以维持他的生活，而且他还是这里国民中学的老师，每个月可以领取五十六元的工资，这足以让他在中国的任何地方过上惬意而且富足的生活。
不过他往往会将自己的工资寄给妻子，然后靠着政府发放的生活费维持自己的生活，用生活费的节余部分订报、购书，每年当春天来临的时候，这种惬意的生活，如果不是每周都需要到警察局报道，他或许会忘记自己被流放的事实。
如果不是因为这里的冬天太过寒冷，而且对未来满怀期待，或许他会向很多流放犯一样，把自己的家人带到这里，然后认命的在这里以教书为生，可他相信，相信流放的生活很快就会结束，中国总有一天，会发生变化。
所以，每当他从报纸上，看到那些国会斗争的报道时，总会充满期待，那是对变化的期待，尤其是在管明棠出任总理大臣之后，他更像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众所周知，管明棠的立场非常鲜明，他支持立宪，甚至于支持在中国实施虚君制。 （全文字电子书免费下载）
在他看来，管明棠出任总理大臣，总意味着国家在发生转变，尽管这种变化很慢，但总是在朝好的一面发展着，如果说在过去的六年中，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恐怕就是他从一个共和派的激进分子，变成了一个倾向于立宪的立宪派。
毕竟现在，任何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现在的体制，在绝大多数民众的眼中，相比于满清时代，现在的中国无疑更像是一个国家，国家的地位也远非满清时代所能相比，而且，绝大多数民众不需要再忍饥挨饿，中国的百姓历来都没有多高的要求，他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只是吃饱肚子，所以他们很知足。
而在廖仲恺看来，至少，截止到现在，单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没有谁能做的比陈默然更好，或许真的像很多人一样，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当然除去“民权的退步”，似乎一切都还不错。
如果国家能够真正实现立宪的话，或许……思索着，廖仲恺拿起刚刚送来的报纸看了起来，报纸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帝国时报》，尽管在中国政府不能办报，不过《帝国时报》却是倾向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它几乎等于中国的官方报纸，不过对于政府每月在《帝国时报》发布五万元的广告一事，廖仲恺却是极为鄙夷，这是一种收买，但无论如何，从这份半官方的报纸上，总能得到一些他需要的信息。
相比于很多人，廖仲恺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可以清楚的记住一年前只看过一遍的文章，一翻开报纸，他就看到一篇文章——《强国之道——举国皆兵》，看着这篇文章，他先是一愣，随后便用很低的声音，几乎是很轻的耳语，不慌不忙地念了起来：
“……每晨五点钟，天明炮一声，全城市的人民皆起，学校教员、学生以及公务员，商人、工人无不起床，五点半上操场，分授军事训练，人民精神之振作真不可及也。
如今值此战时，推广这等军事化国民教育，无疑是最符合实际之选择，且军事化国民教育，不仅可强民强种，更可规范国民道德，提升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素质……”
在看到报纸上对国民军事化的鼓吹文章时，廖仲恺的脑海中浮现出十年前，他在培同孙逸仙等人同陈默然见面之后，有人对他的评价，“陈氏固然生于海外，然其遗传意识是孔子的，是儒家正统派的，无论他的外在多么西化，但他的灵魂始终是孔教的”
在那个相信“唯信仰可以移山也”的皇帝眼中，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是一个宗教资源严重缺失的国度，千百年以来，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一直是维系社会运行的有效工具。但在两百六十年的异族奴役之中，传统文化虽看似保存，但事实上民族精神却被扫荡殆尽。
“欲拯救吾国之文化，振奋国民之思想，必先从恢复传统开始。”
早在十年前，其在同教育部官员商讨中国教育规划时，就曾如此说到，而在九年前，其登基之后，更是曾亲赴山东曲阜朝圣，他显然是希望能从儒家的思想中汲取强国的思想力量和道德支撑。
八年前，皇帝和内阁政府联合颁布的《中华帝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明确规定应将儒家倡导的“忠革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作为普通教育的主要培养目标。同时年教育部又明令各学校制造匾额，一律青底白字，上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悬挂于礼堂或公共场所，使师生对此训民要则“怵目警心，时刻勿忘”。
而在随后的八年间，陈默然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宣讲所谓的“民族美德”和“儒家哲学”，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到“智仁勇”，从“礼义廉耻”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几乎涵概了儒家思想的全部内容。
六年前，因新疆缠回拒绝禁止儿童读经，从而引发叛乱，在签署推平回教寺院的命令之后，陈默然更是在对帝国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民族》中，即已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民族的素质”、“确定我们民族的根本”。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他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
随后，其再次前往山东曲阜朝圣，并在朝圣期间，称山东曲阜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同时宣布“从即日起，将儒教确立为中华帝国国教！”。
而在国教确立的同时，在全国大修孔庙，尤其是回教地区，回教地区的孔庙更是修建于回寺的原址上，这直接引发了长达四年的叛乱，最终叛乱在近卫军强力镇压下被平息，而相应的在那个过程中“国教”在“异端”冲击下得到了民众的普通承认，甚至就在华元货币的背面都书写着“我们信仰会儒教”。
在外人的眼中，无论是尊儒敬孔亦或是确立国教，都是出于维持民族传统、恢复民族素质为出发点，可是在廖仲恺和共和派的眼中，尊儒敬孔、确立国教，却是为了他的一已私利——为了维持其统治，毕竟千百年来维护中国皇权的，正是儒家精神。
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儒者们认为，上帝给人类指派了君和师，让他们来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陈默然更推崇西方的科学，但因为其皇帝的身份，其却对儒家的治国之道非常推崇，因为这对他自己的统治有利。不过作为儒家政治传承的一大载体，科举制却是在其不开“恩科”的前提下，不废而废除的，但他的统治需要儒家的支持，而儒家若要继续作统治术，离不开科举制。可在另一方面，他却通过“转学为教”的方式改变传统儒家，通过授于杰出人士为“儒士”的方式维系传统儒教与社会的衔结。
尽管不否认“儒士”对于中国传统的维护，使得中国在这场千年未有的剧变中，得以保全社会传统，但是在廖仲恺看来，他这么做的根本目的却是维持他的统治，而此时看着这个“国民军事化”的推行，廖仲恺的心中却涌起一阵忧意。
“国民军事化，军人进入村、乡、县、市各级议会、机构，军人进入学校，军训不合格者不予毕业……”
回忆着那一条条与“国民军事化”有关的条款，廖仲恺的心中不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