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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比之下梁启超的看法却是十分客观公允的，甚至是悲观的。他以为，民主制度之确立及其得以运行有效，必须有一定的国民基础，无此基础，民主就是空中楼阁，社会、国家、人民无以蒙其利，甚至反而造成混乱。这就是说，民主政治固然是至高无上的武功，令人神往，但是以中国所具备的功力，练就这样高层次的神功实在是不可能，因为，中国内功严重不足，外功严重疲软，无论如何也没有实践、驾驭“神功”的能力。
当务之急是赶快补课，练好基本功，扎扎实实地一步步走向最高之境界。如果强行修炼，则必然是形似而神不似，本质上依然是个**，这就反倒成了走火入魔相对于走向民主的**党、立宪派想要一役功成的刚猛之道，梁启超倒是十分看好改良这样的阴柔方式，正所谓在改良中“润物细无声”地完成民主之建设，渐进式实现中国政治民主。
最终事实证明了一切，**党是勾结国外的乱党，遭受打压的立宪党江河日下，而只有梁卓如的民主党在过去的九年中，不仅未遭打压，甚至还不断发展，成为下议院第二大党，甚至于连陛下，都对其欣赏有加，几次欲赐爵给其，但都被梁卓如以“在野监督”为由婉拒了。
“而所谓新中产阶层，主要是指依靠知识学历从事脑力劳动的工薪阶层，包括公务员、银行职员、知识分子、艺术家、工商职员、教师等，这些人，才是中国的新中产阶层。”
在这一点上，作为失败者的杨度，却有着比梁启超更多的认识，因为他一直在反思，反思当年中国为何会走向帝制，为何**党、立宪党会选择失败，曾经，他认为这是陛下手腕过人，可直到四年前，结束了在欧美十六国的为期两年的考察之后，他才算是明白了根源，根子压跟就不是陛下手腕多么高超，而是中国民众多么“愚昧”。
“经过帝国建元九年来的孕育，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一直在飞速提高。人口一直从农村流向当地的中心城镇，从城镇集结到都市，中国本城市人口从3639万上升至近9910万，人口不足5万的城市从1233个增加到3510个，5…10万的城市从64个增加到171个，10万以上的城市从31个增加到116个，20万以上城市从7个增加到42个。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天津这些大城市的人口更是达到百万之多。”
听着杨度的讲述，梁启超只是微笑不时点头赞同着，事实上，两个人早已经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多次讨论。工业化与城市化导致中产阶层登场，尤其是伴随产业资本的确立，各个大中城市急剧吸收地方上的劳动力，与此同时，以薪金生活者为中心的新中间层不断增长，逐渐将居住地扩展到郊区，中国的人口结构现在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产阶层经济比较稳定，思想比较活跃，但却无参政权。因此，寻求政治上的发言权，提高政治地位，以合法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和保证稳定的生活是中产阶层的共同要求”
“的确”
章炳麟用力的点下头，尽管他曾是陛下的亲信，但早在九年前，国家确立帝制后，他即退出保皇派，加入了民主党，在这一点上，他和蔡元培等人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人都曾入光复会、保皇党，但后来却又都加入民主党。
“贵族院为勋贵所垄断，而下议院，虽为民选，但却无组阁之权，省、市、县三极议会，又为地方士绅所垄断，因此才有“钦命内阁说”、“士绅机关说”，民宪之权，于中国可谓是从未存在，最近几年，民本主义于中国之所以盛行，当以中产政治诉求不无关系。”
“对”
肯定的点点头，蔡元培随即说道。
“九年前，在各个大学，学生们闻战争而亢奋，但今日，青年中倡导政党内阁、缩减军备，却已成主流……”
“而大小商人，同样渴望改变，他们希望能够真正在国会发表自己的声音，从而结束特殊经济模式，相比于政府企业的掌握的生产资源，民间企业所能得到的生产资源实在是太过有限，而且，在商业竞争上，政府企业又享有各种优势。”
“各所大学的学生们也是如此，现在的中国，大学生同样也是国家资源的一部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必须被迫接受国家的调配，固然这是国家建设的需要，但在另一方面，却是以损害青年之自由作为代价。”
在你一言我一语中，每一个人都不断的发表着各自的看法和观点，而这些观点无一不是为“政党内阁”的把握加分。
事实上，早在半年前，杨度、梁启超等人便有意促成立宪党同民主党的合并，并最终通过共同的努力促成在中国产生政党内阁，而现在，内阁的违宪，却让他们看到一个机会，一个提前举行下议院大选。
再次举行下议院议员选举，他们自信比保皇党更具优势，因为中等阶层已经厌恶了“钦命内阁”、“士绅机关”，他们需要的表达自己的声音，而保皇党恰恰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而且与产业发展相伴随的是国内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按年初农商部发布的资料看，现在我国工矿企业工人超过一千万。工人阶层的成长促使工会组织的产生、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工人政党的成立。五年前，山西煤矿工人创立“职工义友会”，随后组织了工会，接着“铁工工会”、“铁道工会”等工会相继诞生，现在国内工会一时有旭日冲天之势，而工会组织工人集会、请愿、罢工，试图通过以“工厂法”为代表的社会政策立法，以争取维护工人权利，固然这一系列的工人活动，给政府造成了压力，但至今工厂法仍未获得通过……”
不待林长民说完，杨度却不无讽刺的说道。
“儿子的利益，当老子的当然要照顾，十个中国工人，有7个在国营企业工作，通工厂法损失最大的就是国企，国家又要遭受间接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岂会通过工厂法？”
在杨度声音方落时，梁启超却淡淡的吐出一句话来，多年来，对特殊经济模式，他一直持以反对，甚至面对中国工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也从未表示过赞同。
“正如我多年前的警告那样，如果政府管理了所有的企业，他的权力势必超过公民的权力和公民代表机构的权力，政府权力这样的增涨，对于民主制度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摧残，”
话语稍顿，梁启超又补充一句。
“所以，我们的第二步，要针对中等阶层、工人阶层的需要去做，只有如此，人们才有可能去争取他们的利益。”
“公民的权利要靠公民自己争得，若靠政府，则“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政府若能畀民权，则亦能夺民权。”
在教授宿舍内，面对前眼前的十几名学生，曹仕京引了一段民主党领袖梁启超先生的话。
“这个意思就是靠政府给予你民主，没有希望，他可以给你，也可以剥夺你的权利，只要他愿意。权利不是被人家赠予的，所以，人民要争得权利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即一定要成为现代的国民。国民的素质包括，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能力等等。”
在成均大学内大都知道经济系的曹仕京教授，是共和派，同样也是民主党党员，而在他的学习会中的学生，也大都受其影响，倾向于民主立宪，尽管绝大多数大学生都倾向于民主立宪，但作为宫前绝食带头人之一的曹仕京，他的学生则比其它的同学更为激进一些。
“可是，教授，只是争取又有什么用呢？去年淮北煤矿工人罢工时，我们曾做过调研，罢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现在政府掌握着所有的企业，在下议院有保皇党为他们摇旗呐喊，工厂法根本不可能获得通过”
崔国政在旁边有些迷茫的说道，而吴若扬则无奈的叹口气。
“就是啊，政府管理着所有的企业，政府自然不会再去考量政府工厂内工人的利益，而这种不考量，又造成了另一个结果，当政府不为工人利益考虑的时候，他们自然不能去追究私人企业内工人的权益受到损害，而相应的，整个社会的工作人群的利益，都在这个过程中受损害。”
“所以……”
话声一顿，曹仕京不无期待的看着眼前的学生。
“多年前，我们那一代人曾经努力过，但当时时机并不成熟，绝大多数国民未受教育，他们尚不能意识到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重要性，所以，即便是方致普等人牺牲了生命，亦无法唤醒民众，但是现在经过九年的思想启蒙运动、自由民权思想普及的洗礼，自由民主思想已初步播撒于整个社会，而且现在社会中间阶层，亦希望改变现在钦命内阁的现实，从使个人利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