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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肃托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不同于一般的案件，兄弟单位都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如果独立支队还没有实质性的动作，在整个纵队，在山东分局，都会落后，那样将更加被动。
中央转发的社会部文件，他们学习过，山东分局随后的红头文件，他们更是一字不漏地读过。
难！
马司令作为支队的军事主官，看着自己的部下一个个被抓了起来，心里也有火，但在这种场合，不好发。
不但不便发火，还要忙着灭别人的火。
看着两派意见大相径庭，众人交头接耳，他心里也满是感慨。
要是真有那么多叛徒，那么多奸细，独立支队能有那么强的战斗力，能让小鬼子、伪军那么恨之入骨吗？
这些话，这些疑问，他不好说。
便侧过来看着会议召集人、支队政委兼党委书记徐墨涵。
徐政委拿着杯子，听着大家的争论，心里也是翻江倒海。
作为支队党委书记，自己刚从第一支队调来不久，工作还不十分熟悉，但在感情上，他相信这里的同志，毕竟独立支队经过的战斗要比其他部队多得多，牺牲也最大，在整个纵队那都是鼎鼎大名的敢打硬仗的部队，可是从理智上来说，自己要带头执行上级的部署，通过肃托让队伍更纯洁，更富有战斗力。看各地的肃托专报，今天是这里抓了几个，明天是那里枪毙了几个，相比而言，独立支队不温不火的，也不太符合形势要求。自己作为党委书记，不与上级保持一致，那也不行，高明是上面派来的特派员，虽然有点过激，但人家也是为了把肃托运动搞好，不让肃托走过场。
此外，独立支队的人心之齐，也让徐墨涵这个新来的政委剖有微词，大事小事，大家都习惯了找马司令。
自己这个政委，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想着想着，徐政委心里的天平，就发生了倾斜。
这次党委扩大会议，最后还是党委书记作了总结：
“同志们，有意见拿到桌面上，争论一下也好，我们谁都不能搞一言堂，但是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我们是革命的队伍，组织纪律性时刻不能丢，我想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谁有理呢，谁是那把衡量是非的尺子呢？组织，只有组织，肃托开展以来，纵队多次开会，对我们支队的工作实际上进行了批评，说我们胆子小，步子慢，抓人少，效果差，不如兄弟支队那么出成绩，这也是我这个党委书记工作失职的地方。”
喝了口水，顿了顿，继续说：
“大家对高特派员的工作指出了一些不足，譬如程序上的，证据上的，我想这也是帮助高特派员更好地开展工作，当然大家都要知道，高特派员是山东分局的才子，从苏联回来，他能来我们支队蹲点，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他的工作，乔部长，你们要加大工作力度，做好取证调查，尽快查清这八个人的情况，如果无罪，就按无罪处理，如果查不清楚，或者说是没有办法搞明白，历史模糊，我们也不能放过，按照中央的原则。证明不了自己清白的，组织调查，组织调查还是不清楚的，结果只能个人承担，该杀的杀，该处理的处理。”
与会人员听到这里，才终于领会了徐政委的意图。
感情这是在为特派员解围呢！
马司令心中一沉，扫视了与会人员一眼，发现许多人都低下了脸，只有高明的头高高地抬着。
突然，马司令的目光与另一双目光交织到了一起。
是乔向文。
两个人的目光中有一种共同的成分——担忧！
有了徐政委的支持，高明抓人更欢了。
短短十天时间里，先后有50多名干部被初定为“托匪”。
高明还在徐政委的默许下，私设刑罚，对怀疑对象严刑拷打，有的同志宁死不屈，有的人被屈打成招，马上就被所谓的军事审判所执行了枪决。
这个临时的军事审判所，就相当于后来的军事法庭。
这个军事审判所，权力极大，认定谁是托派，谁是叛徒，谁都无权质疑，更没有办法推翻掉。
一时间，临时监狱人满为患，军事审判所隔几天贴出一张判决书。
发展到后来，上到支队机关，下到基层班排长，一听到特派员找谈话，就禁不住浑身发抖。
一时间，高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乔向文与他据理力争了好多次，表面上，高明还比较尊重这个屡立战功、深受纵队器重的社会部长，但他横着看竖着看，都看不顺眼。
终于，还是找了个机会，由徐政委谈话，组织安排乔向文去山东分局党校学习。
社会部长不在，高明更加可以随意行动，为所欲为了。
临行的前一个晚上，乔向文走进了马司令的住处。
出门时，两人都面色沉重，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记得上一次这样紧握，还是在大扫荡分兵突围的那一天，而现在，当时一起握手的五个人，杨司令壮烈殉国，左玉被关入狱，已经被拷打得奄奄一息。
负责肃托的社会部长被排除在肃托工作之外，当时的政委成了司令，可是自己这个司令却保护不了自己的部下。
马司令心里酸酸的，再次对着乔向文耳语，关照他一些什么。
乔学文点头。
离去。
“肃托”在继续蔓延。不少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仅因无端猜疑就被投进了牢房。
更为荒唐的是，有的肃托干部竟被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巴、皮肤黑白来判断是否托派。
个别上衣口袋别钢笔的人也不幸成了肃反对象。
发展到后来，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宁可当大老粗，也不愿当知识分子，一些初中高中毕业的人情愿说自己小学毕业，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候，似乎知识越多，思想就越反动，越可能是汉奸叛徒，读书越少，革命越彻底。
这似乎，再次证明了特殊时期中的工人造反派当权，绝非一些跳梁小丑的发明，而是来源于党史上的历次斗争。
支队的临时牢房，设在一座地主宅院几间阴暗潮湿的下房内，条件比国民党和日本人的监狱还要差，高明经常耀武扬威地带着几个打手，来这里提人，然后到另外一件审讯室。
各种刑具齐全，活脱脱一个人间地狱。
经常有干部被打得皮开肉绽。
逼供，屈打成招，成为肃托运动中的家常便饭。
支队党委会，基本成了徐政委和高明两个人的天下，马司令的发言，经常遭到高明的批评。
党委成员终于全部闭上了嘴。
私下里，高明和徐墨涵商量，让他在肃托上要更加主动，再加把劲，在整个纵队和山东搞出影响来，同时找个理由，把马司令彻底拉下来，到时候他向上级保荐徐墨涵出任支队长。
此后，两人更加沆瀣一气，一个鼻孔说话。
5月5日，独立支队在驻地贾亭镇开会，当地县委、县大队负责同志全部参加。会上，高明拿着一连串的名单和一叠厚厚的材料，和徐墨涵一应一和，把左玉叛变投敌的情况作了通报，大会还把左玉押到现场，经过一段时间的拷打折磨，左玉虽然已经遍体鳞伤，但他坚决不承认自己叛变了革命。
在马司令的力保下，左玉总算暂时没有被处决。
但是在会议当天，又有五名支队干部、7名地方干部，被现场宣布逮捕，其中就有无为县委宣传部长严名、妇女主任蔡会珍。
5月9日，在独立支队与鲁南地委联合召开的肃托会议上，高明再次动手，这一次，逮捕的人更多，二十多个。令人愤慨的是，有五名同志，在逮捕当晚，就被高明以军事审判所的名义，签发了死刑判决令。
。。。。。。
这段时间里，高明把特派员的权力用到了极致，他和临时拉来的几个肃托小组成员肆意践踏党的原则，在徐墨涵的默许下，完全把党委放到了一边，对一些比较重要岗位的干部，常常采用突然抓捕、诱捕的办法，一旦打入监狱后，就使用种种残酷肉刑，百般毒打，硬逼大家承认自己是“托派”。
令人瞠目的是，有几名支队干部，第一天傍晚秘密被捕，第二天单位领导发现少了人，还去找政治部要人，以为是政治部调动其工作，没想到，问来问去，最终才发现，自己的部下已经被关在了支队的临时监狱里。
马司令急得眼睛冒火，但他没想到，自己也旦夕难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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