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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种国防策略的利弊上可以看到，中枢明显倾向于守内虚外，也就是消极防御的国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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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选择守内虚外的国防策略，就涉及到一个中央军的建设问题。
中央军在内，边疆战事爆发，需要马上赶赴边疆作战，这个赶路时间的长短可能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所以中央军必须是常备军，必须时刻处在战备状态。如此一来，常备军的数量就要扩大，职业军人就要增加。养军队需要钱，养一支十万或者二十万的常备军需要多少钱？这个耗费太大，中央财政目前无法承担。
中央军建设实行常备军制度，就牵涉到了兵役制度。常备军将士既然是职业军人，那郡县征兵制就不合适了，就要改为募兵制，征募壮勇为职业军人。两种兵役制度并存，那么中土腹地郡县的国人所承担的兵役就大为减少。
既然国人承担的兵役减少，那么国人就因此获利，既然国人因此获利，那么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把获利部分上缴王国，做为王国养护军队的支出？
由此就牵扯到赋税制度的改革。
兵制改革在前，赋税改革在后，必须先把兵制改革的策略确立下来，然后就可以着手修改赋税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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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仔细看完中枢的书信后，心里异常窒闷，一股无名怒火更是喷涌而出。
他想到过变革的艰难，想到过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将有一番激烈博弈，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变革的最终承担者竟然是普通的国人，统治者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最终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不但没有给予国人更多的利益，反而肆无忌惮地吞噬普通国人本来就少的可怜的利益。
王翦也在沉思。王翦看到的不是普通国人在变革中的利益损失，而是国防策略的选择，他无法接受守内虚外的国防策略，更无法接受把一支庞大的中央军放在京畿。此策说白了就是为了中央集权，就是为了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但由此带来的恶果是中土在未来的南北战争中完全处于被动。中央是集权了，但中土的危机也严重了，这不符合中土的利益，更不符合本利益集团的利益。
中央都集权了，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挖去了最大的一块，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尤其赋税制度的改革，很明显就是要把财富集中于中央，那损失的不仅仅是普通国人，贵族们的利益同样受到吞噬，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
公子扶苏从储君和未来帝王的立场思考这个变革方案，倒是理解中枢的想法，不过他现在身在边陲，看到的是广袤而蛮荒的疆土，看到的是对中土财富垂涎三尺的北虏诸种，他的想法也就完全不一样了。消极防御肯定是错误的，大秦必须积极防御，必须以攻代守，必须杀出长城之外，赢得南北战争，否则中土根本就没有安宁之日，安居乐业长治久安更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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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心里的怒气，一掌拍到了案几上，他想骂，但不知道骂谁好。
治理一个王国太难了，尤其处在这个大变革时代，不管是君王还是士卿，都看不到未来的路如何走，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哪一个不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的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
秦王政统一之后，当真不想与民休养？当真不知道与民休养对一个王国的长治久安意味着什么？他难道不知道穷兵黩武将给中土带来可怕的后果？
他知道，但他没办法，在中土刚刚统一百废待兴的时候，在中土历尽数百年的战乱终于可以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匈奴人从大漠蜂拥而下，他只能倾尽国力去北伐，只能去修长城，开直道，一切都是为了中土的安危，都是想把这个襁褓中的帝国保存下来，救活过来，为此他要集权于中央，要控制军队，要把中土的财富集中到一起。
只有集中中土所有的力量才能拯救中土，这是当时唯一的办法。秦王政做到了，但中土的生产力有限，中土当时的条件太差，秦王政掏空了中土的血肉，帝国在他死后终于轰然倾覆。
其实，就算秦王政没有死，是不是就没有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揭竿而起？就没有六国贵族的疯狂反抗？帝国已经被掏空了，国人的反抗是必然，只不过需要一个契机而已，这与谁在皇帝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关系。
看看当时的南征。王翦率军渡江之后，是不是横扫江东？楚国和其他各国的贵族后裔是不是都战死在江东？如果他们都逃到了南岭的南方，联合百越人一起负隅顽抗，甚至不断反攻江东、江南，秦国怎么办？当然只有继续攻击。
屠睢带着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南下，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开疆拓土，仅仅就是为了满足秦王政的个人私欲？这显然经不起推敲，最好的解释也就是秦国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匈奴人，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战略。
再看看当时老秦人和楚系贵族的没落。统一后分封甚嚣尘上，隗状、王绾和冯劫这些公卿大臣显然都支持分封功臣，但一旦分封了，贵族们各自忙于掠夺权力和财富，大秦哪来的力量去对抗匈奴人？南北战争还怎么打？所以秦王政非常果断，以雷霆手段把这些贵族统统赶出了朝堂，赶出了军队。
统一刚刚结束就大举南征，但统率却是屠睢、任嚣、赵陀这些人，那么王翦呢？王贲呢？蒙武呢？李信呢？这些功勋卓著的大将都在哪？秦王政为什么不让他们率军南征？秦王政为什么要放弃他们？为什么要弃置不用？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人和秦王政政见不合，是秦王政在朝堂上的政治对手，秦王政不能用，也不敢用。五十万大军交给这些人，一旦他们以武力胁迫咸阳，秦王政怎么办？
南征尚未结束，北伐就开始了。秦王政为什么要两线作战？肯定是没办法，北方边疆的形势已经到了不打不行的地步，否则他断不至于倾尽国力，断不至于以吸噬大秦国人的血肉为代价同时进行南征北伐，同时在两线作战。
北伐的统率是谁？是蒙恬，那些老将还是全部弃置不用。打下了河南，夺回了云中，然后就是迁徙人口屯田，把几道长城连为一体，期间还有一个大工程，那就是直道。
直道的修建肯定比北伐要早。直道肯定是为北方战场而修建，先修到白于山、横山，这样就可以支撑秦军杀进河南之地，占据河套。然后直道继续修，修到阴山脚下，又可以帮助秦军占据云中，把匈奴人赶到阴山以北。
可以肯定的说，直道的修建就是为了北伐，并伴随着北伐一起北上。直道在南北战争中的战略意义太大了，但劳民伤财，而相比起来，南征北伐对国力的消耗更是惊人。
如果大秦的统一进程从灭韩开始，那么统一大战前后进行了十年。接着就是南征，南征前后有七八年。南征尚未结束，北伐又开始，北伐到大秦灭亡时尚未结束，前后大约有十年。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大秦帝国为什么只有短短十五年的国运，为什么十五年就崩溃了。大秦从统一大战开始到崩溃的二十五年里，一直在打仗，而且都是大规模的战役，以当时大秦的国力，以当时中土的生产力，以统一后百废待兴的局面，大秦能支撑如此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吗？
秦王政是暴君？帝国的文武大臣都是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之辈？这显然没有说服力，从太史公到后世史学家，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正史”，让我们为之自豪的“二十五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污垢。
秦王政和大秦帝国在成立之初就面对着强悍的匈奴人，当时的匈奴人已经基本上统一大漠，也就剩下一个河西的大月氏，一个远在东方的东胡人，这两个强敌对匈奴人已经无法构成威胁，而对匈奴人来说，如其远征大月氏和东胡，占领两块蛮荒之地，倒不如南下越过长城打中土，抢占一块富裕土地。
匈奴人的选择没有错误，都是为了生存，所以匈奴人浩浩荡荡地南下了。
大秦崩溃之后是五年的后战国时代，然后刘邦击败了项羽，接着刘邦马不停蹄，迫不及待地带着大军跑到代北阻御匈奴人，差点在白登全军覆没。
秦帝国败亡到刘邦的白登之战有多少年？六年，只有六年。六年内，匈奴人就从一个弱小灭族一跃成为控弦几十万，差点把大汉皇帝刘邦都杀了的强大民族？
任何一个民族的崛起都需要时间，匈奴人也是一样，但太史公也罢，后世的史学家也罢，都故意忽略了这个重点。在他们的笔下，秦王政时代的匈奴人就是一只土狼，想这么杀就这么杀，到了刘邦时代，突然间匈奴人就从一只土狼变成了雄狮。
历史有时候看上去很荒诞，但荒诞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