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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朱元璋称吴王前，是收官店钱的，甚至后来也有宣课司、通课司。到洪武初年，个别府县税及蔬果，饮食、畜牧诸物，都被皇帝下令禁止了，洪武十三年，又下令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勿征其税。
凡商税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处。这种商税，可谓是历朝以来最低。
不知道朱皇帝对商人是怎么想的，他并没有像以往的帝王一样把商人放到农民的对立面去，对这些人课以重税；反而在切切实实维护商人的利益，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认为他将商税都收齐了，‘能恢办商税’，褒其进京觐见，然遭皇帝批驳，说税有定额，若能恢办，不是这个人能力突出，而是在剥削下民，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
洪武八年也有一个例子，有南雄来的商人入京贩卖货，至长淮关，小吏让他交税。这个商人不愿意交，双方扯皮，拖得时间长了，这个商人的货卖不出去，就告官了，朱皇帝看到这个案子，反而认为“执而留之，非人情矣。”最后居然判这个执法的小吏有罪，不仅杖责，而且还把这个小吏的俸禄偿给这个商人。
朱皇帝认为征税，尤其是征商税，是在“扰害百姓”，起先张昭华认为这是对前朝灭亡的反思，毕竟自元世祖至元文宗的70年间，国家赋税不断增加，如盐课增加20倍，茶课增加240倍，商税亦增加近10倍。人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负担，或逃亡，或啸聚山林，与官府对抗。商人有时也被迫罢市以抗苛税。最后终于爆发了起义，可谓是元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但是当她观察地越多，就会得出一个更匪夷所思的想法来。
这种政策不是来源于反思，其实是一个帝王的自大。
朱元璋是根本没有把商人算进国家的主体部分的。
难怪她前世曾经听过有分析明朝经济的，说这个朝代的税收，是史上最荒唐的税收，竟然只向穷苦百姓收税，却把占社会财富总量七成以上的富商大户抛在一边。
本朝的朱皇帝称雄一世，自认为天下没什么不能掌控的，他要百姓永远生活在‘其民淳淳’的小农经济中，他也要所有的官吏都行“其政闷闷”。
但是后一条已经让他失意了，因为不管杀掉多少官吏，永远都有腐化贪污的；前一条现在还看不出弊端来，他就以为这一条是万世不灭的了，殊不知明亡就亡在他亲自定的这三十税一的根子上。
连三十税一，都有十之八九的商人在逃税，问题是朱元璋还堂而皇之的庇护了这群不交税的商人。她将这个问题问了粮长，令她惊讶的是，粮长认为不课重税就是护民。
商人没有户籍，行商的人都是军籍、民籍，朱皇帝为各行各业编户，连**都有乐籍，唯独把商人排除在外，不承认有这种职业存在，自然也无商税可言。
小农经济是有显而易见的好处的，在天灾人祸没来之前，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很好的。但是天灾人祸来了，小农经济最先垮掉，因为不收商税的国家的税收单一的可怜，也少的可怜，没有办法进行宏观调控，下一个垮掉的就是依托在小农经济之上的大资本家。这就和后世历史书上画的形容18世纪法国情势的漫画是差不离的，贵族资本家骑在农民的身上，农民虽然辛勤劳作，但是已经不堪重负，矛盾一触即发。所以明朝真的不是亡在外部，确确实实亡在了内部。
但是张昭华只能将这种从后世教训中得来的先见掩藏在心底了，她现在没有任何办法改变，只能先享受这种商税带来的好处——那就是张升行商的时候，能获得不小的利润。
张升近十年来发展地很好，是商队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领事了，手底下有十二三个人的队伍，最远走到了江浙和陕西去，一来一回交易了数千两白银，分下来净赚五百两，这是他赚的最大的一笔了，其他都是小零头，所以今年他又走了一趟陕西，不顾王氏的阻拦。
王氏拦着他当然是有原因的，他都二十岁了，总该要娶媳妇了吧。
第60章 好风（）
张升这十年贩卖货物所得的银钱，一部分按张麒的吩咐给家里买了一百亩地，也不敢多买，因为自从鱼鳞图册出了之后，皇帝下令核查册子上的田地，将各地的大户迁去京师。
此时的大户，就指的是田地多的人。
良田上千顷的是公侯之家，上百顷的是巨富，朱皇帝在洪武二十四年的时候迁了全国五千多户上百顷土地的巨富去京师——这些巨富在本地的田产怎么办，都是由官府出低价收了，这样一来，这些巨富几乎可以算是折损了七八成的家业了。
本来自家这一二百亩的田地也不怎么起眼，但是张升走南闯北，看到有些地方一个省城是摊派名额的，有的城市富豪多，但是就挑出四五个来；有的城市富豪少，还是要挑出四五个来，两者相比家业甚至差了十倍。
朱皇帝这种均衡贫富的办法实在是太具有随机性，也太古怪。谁知道除了洪武二十四年，而是七年、二十八年不心血来潮再来这么一次呢，毕竟土地兼并是时时刻刻都有的。
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在城里买房子，这个倒是不查，这也就是粮长家只有土地几十亩，但是在永城县里却有很多房产商铺的道理。张升也学会了，在县城买了一套宅院，张麒在城里修仓库，晚上还能在那里睡觉。据张升的意思，他还想在县城买一个铺面，先经营乡下的土产收购什么的，这事儿张麒也在掂量，这种生意他之前在山西也做过，但是终究是舍不得张家村的田地，按他的意思，土地还是最重要的，是保本的东西，就算张升最后赔地一毛不剩了，回家也能种地，糊口也不是问题。
这倒不能说是错，土地确确实实是相当重要的，在这个时代，甚至包括后世，许多做生意做出成就的人，总是要“置田置地”，自古的观念就是不动产是实实在在的，流动的资金总是空中楼阁。
张升除了买房买地，还给张昭华置了许多吴兴那里女子出嫁备用的嫁妆，那里的工匠个个极尽巧事，有专做女子嫁妆的，根据他的见闻，说有一种床在架子床外增加了一间木屋一样的东西，从外形看似把架子床放在一个封闭式的木制平台上，平台长出床的前沿二三尺，四角立柱，镶以木制围栏，有的还在两边安上窗户还有回廊的，回廊中间置一脚踏，两侧可以安放桌、凳类小型家具，还可以以放置杂物。
听他的说法，张昭华觉得这有点像后世家具收藏展览上见过的“拔步床”，确确实实是制作精良、雕镂精美，也特别富有巧思，没想到现在就有雏形了。
当然这样的家具做一张是要很多钱的，也运不到河南这地方来，张升弄不回来，在浙西做生意的时候，就请匠人做了一个红酸枝的官皮箱来，这个体积不大，能托运回来。
这个官皮箱，就是指一种体型稍大的梳妆奁笼箱，由箱体、箱盖和箱座组成，箱体前有两扇门，内设抽屉若干，箱盖和箱体有扣合，正面有锁具，两侧有提环，上有空盖的木制箱具。
张升给她订做的官皮箱是最大的一种，有半尺高，里面不仅可藏梳篦、胭脂、头面首饰等用品，甚至还能放下文房四宝，特别是这个箱子还专门多了一个夹层，文件、账册、田产契约放在里面最保险，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因为要开箱的话，就必须先打开金属锁具后掀起顶盖，再打开两门才能取出抽屉，这是官皮箱的特点。张升专门弄了一把铜锁钥匙来，能打开箱子的只有张昭华一个。
张升做了红酸木的送来还有点惭愧，说浙西富贵一点的，都订做的是黄花梨的，但是他还没有富到能买的下一整张黄花梨的地步，只好委屈妹子，用了次等的红酸木。
张昭华已经满意地不能再满意了。能拥有一个如此精巧考究的私人物品，实在是令她惊喜非常。毕竟此时同村甚至县城都有很多女子用不起这样的东西，更何况王氏还保证她将来出嫁的时候，这个官皮箱一定会被填满。
除了官皮箱，张麒这次去县城除了是官役，还有去城里木料店里看木料的考量。此时的一块好木料是比较难得的，看见了要早早订上，要不然再去也许就是别家的了。张麒这回就看上了一块好料，一支整木可以做朱漆大柜、闷户橱，边角料刚好做提盒和子孙宝桶。这样一来床似乎要再看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