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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被其蹂躏，奉军所驻之地，无不抢案迭出，绑票之风，亦自奉军来后开始，可以说奉军所到之处，亦即土匪所到之处。”
宴席上的阎锡山听此，笑而不言，后却在事私底下对徐永昌说：“你说得对，的确如此。” 1947年，阎锡山这样表达了自己对徐永昌的敬重：“十五年（1926年），次辰（徐永昌的字，一作“次宸”）归至并门，得见君子，快慰宿心。从事历年，久而弥敬……次辰早历艰屯，以跻崇显，乃其行己之严洁，体国之公忠，岳峙渊渟。”（《崞县徐氏族谱阎锡山序》）
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关系，一直纠缠不清，猜忌可谓伴随终身。在国难方殷的年代，蒋、阎合则为国之幸，离则是国之祸。徐永昌深明这一点，他叮嘱阎锡山：不要有上台做领袖的心，不要轻视蒋介石，不要去郑州这个是非之地。
对于这三句话，阎锡山第一句是不理会，第二句是当面反驳，“介石这个人，辅之不足辅，倒又不足倒。”至于第三句，他则以1930年发动中原大战作为反对。徐永昌不同意阎锡山反蒋，但仍然为阎锡山指挥了作战，并且稳妥地铺好退路以及为其殿后，在阎锡山兵败如山倒时，助其全师返晋。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统管北方。阎锡山通电下野，到大连躲避，但不久后突然潜回山西，而且还是乘坐日本人的飞机回来。据徐永昌的部下赵正楷透露，回到山西后，阎锡山立即秘密将徐永昌召来，告诉他日本人即将要和张学良决裂闹事。这个重要的消息令徐永昌犯难了，犹豫要不要报告中央。但日本人要闹什么事、什么时候闹，阎锡山没有告诉他，所以徐永昌最终没有上报。43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如果那时阎还在大连，他极可能像溥仪一样被日本人劫持利用。徐永昌感叹说，“可见阎先生之聪明。”
不过，对于1931年阎锡山事先得知日本将要侵华一事，徐永昌一直守口如瓶，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他才在口述回忆录时告诉了部下赵正楷。由于当时台湾仍有人反对阎锡山，赵正楷没有将这一敏感的消息写入徐永昌的回忆录中，直到1989年才在访谈中公开。
阎锡山重返山西，引起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疑惧，他们于是继续逼阎离晋。这时候，山西内部也一片混乱：省主席商震与阎锡山的矛盾公开化，作为山西的实际控制人，阎锡山不放心由这样的人管理自己的地盘。
山西的事务需要一个各方都信赖的人来主持，南京中央政府和阎锡山都同时想到了徐永昌。1931年下半年，中央未征得徐永昌同意，突然公布了他出任山西省主席的消息。接下来，阎锡山托人叮嘱徐永昌不要推辞。徐永昌开始了事业的新阶段。
在夹缝中救国
1931…1936年间，徐永昌出任山西省主席。这段日子里，中国的国患不断加深，徐永昌也开始了各种奔忙。他尝试说服蒋介石和张学良让阎锡山出山。对于这一点，张学良坚决拒绝，决意赶阎锡山离开山西。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令蒋和张应对不暇，阎的压力骤减，客观上也为其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当年10月，中央解除了对他的通缉令，并在次年2月任他为太原绥靖主任。
但阎锡山出山后，却不允许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回晋活动。这令蒋介石感到恼火，把徐永昌召到武汉一问究竟。徐永昌说，“阎先生其人相当爱国、勤俭、能深思，最大限度不过是委员长之一政敌，而不是叛国者。叛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并告诉蒋，山西的军政要员都听令于阎，且阎有极高的经济才能，他出山能很好地解决山西的经济问题。
1945年9月2日，日本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政府签署接受日本投降的文件
为蒋和阎做事，徐永昌有自己的公尺。1930年，中央发给徐永昌一道密电，要他把孙殿英（反蒋将领之一，中原大战后被张学良收编）铲除。徐永昌对这道密令未予理会，“中央要办他罪，正式下令我逮捕他，依法惩办，我可以做。这样做法，我不能办。”孙殿英不知从什么途径得知此事，找到徐永昌说：“我孙殿英假使做了对不起你或对不起任何方面的事，你可以办我罪，否则你不好随便杀人的。”徐永昌回应：“你所猜测疑虑都是没有的，不过你总勿做对不起社会人民的事，则任何人自亦不会对不起你的。”
阎锡山也有类似的任务给他，也被他拒绝了。1928年，阎锡山发密函给徐，说陈光斗和某人是共产党，要徐将他们撤换。两年后，阎锡山又跟徐永昌说：杨效欧通蒋。言下之意是要他采取措施。对于这些事，徐永昌认为“都是凭密探风闻而处理操切”，都没有照办，但阎锡山也没有因此责怪或怀疑他。
主政山西期间，徐永昌着力振兴山西的实业与教育。他提倡使用“土货”，要求严格，有一次省府买了几张宣纸，徐永昌认为不是国货，很不高兴。由于他以身作则，下面便蔚然成风，不仅是不使用进口产品，甚至是外省产品也不在使用之列。此外，他还在省内大兴职业教育，以配合提倡国货的思路。
这些都是他自强计划的一部分。他认为，山西是华北的堡垒，要对抗日本的侵略，必须强大山西。而要自强，则必须反求诸己：
对日问题只有责己。今日国民缺感情、少理性，在乡都是可怜的百姓，到营都是可杀的兵，在家都是可爱的孩子，到校都是坏学生。学生时代皆自命不凡，恨教习、恨校长、恨官吏，一到教习、校长、官吏时，便为人所恨。或谓环境不好，不知环境仍是这帮人造的。不平等条约不是被人强订了去的，是比试了一下失败了以后相订的。今日想要平等，还得比试一下，能胜了才行，不是能争不能争的问题，是能胜不能胜的问题。所以要平等，须科学强、机械强、工业强、兵强，不是嘴强即能胜任的。——《徐永昌日记》1931年10月10日
无论是对革命还是对其他的社会运动，徐永昌都素无好评。他认为，“学校风潮也好，民气也好，爱国运动也好，或说是革命也好，都是火之烟，而非火之火……学潮运动，均为冒烟，说到好处，只可收烟的作用，语其坏处，直是叫学生做‘烟种’，其害何可胜言。此为我当时偶然发生的感想，不意多少年来，许多人竟是以冒烟作进身之计。”
他希望国人务实，抓紧时间强大自己，在山西的施政也体现了这个思想。然而他与阎锡山之间存在的问题，却随着合作的年月日久，慢慢呈现出来。
徐永昌（左）与蒋介石合影
徐永昌厉行禁毒，这个主张得到蒋介石的嘉许。但阎锡山复出后，却只愿意在山西禁种大烟，不禁止销售、吸食，反而由政府销售戒烟药丸。徐永昌对此表示反对，但阎锡山辩解说，这样能为山西每月增加三四十万元的收入。由于徐永昌一向对外界主张严禁烟毒，有人于是质问他为何山西不禁卖烟土，他无言以对。阎、徐裂痕开始产生。
在政事的风格上，徐永昌和阎锡山的风格迥异。徐是抓大放小，鼓励下属发挥才能，阎则是事必躬亲，总用怀疑的眼光看人。据30年代曾任山西省政府秘书长的王尊光回忆说：“1935年冬，阎从南京开会回晋，在一个总理纪念周上，痛哭流涕地大骂公务员不做甚务甚，并说很想关闭城门，把这一城人全烧死。散会后，徐问我：‘总司令今天如此发脾气，是不是嫌我不尽责，要杀我？’我说：‘他骂人是常事，今天不知有什么感慨，发了大脾气，何能牵扯到你身上？’徐默然不语。”
徐永昌甚至公开顶撞阎锡山。王尊光说：“1936年春，陕北红军（将）东渡抗日，阎要截堵，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徐亦参加。阎大讲红军厉害。徐对阎这类话，早就听得不耐烦了，当即发言顶碰说：‘照此说，这个仗不能打了，我们只好投降共军了。’阎一向无人敢驳其言，经徐顶碰，大为不悦，军事会议不欢而散。”
这次顶撞之后，徐永昌胃病复发，阎锡山也气得一夜未眠。两人的合作似乎越来越艰难了。种种分歧，让他感到自己与阎锡山不是一路人。这时候，一直都很欣赏徐永昌的蒋介石，≮更多好书请访问：。≯在南方不断地向他招手。或许是考虑到蒋信任徐永昌，徐能为山西争取中央的物资支持，阎锡山对徐屡屡挽留。但徐永昌去意已决，于1936年卸去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