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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超试图复述职工研讨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吴运韬笑着说：“你定，你定，反正现在是你在那里主持工作。”
……
夏昕知道了金超拒绝接受苏北和他提出的改革方案，并最终认为这是吴运韬的意见之后，心灰意冷。
他把苏北约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附近的一家酒店，要了一个单间。
他对苏北说，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在一起呆一呆。
两个人谈得很好：关于社会，关于人生……夏昕头一次述说了他的家庭历史：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当戏剧演员的母亲拉扯着他长大，“文化大革命”中，母亲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批斗，母子俩相依为命，苦熬艰难时日……苏北则说到他的插队生活，宣称他在那里获得了观察社会的角度……两个人自然要说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
夏昕毫不掩饰对金超的抱怨，说了很多苏北不知道的事情，他也说到了吴运韬，他坚持他的观点：如果吴运韬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主任，如果金超能够独立地行使权力，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他认为如果没有吴运韬，他的很多主张就能够被金超接受。
苏北开始接受夏昕的说法：吴运韬继续兼任职务对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是一个问题。
夏昕喝了好几杯酒，伤感的情绪逐渐爬到脸上，但是他的头脑仍然很清醒。
“所以，”夏昕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不能够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金超身上，根本不在他身上！”苏北说金超太刚愎自用。“老苏，不对，你说的不对。”夏昕摇着手指，“你以为仅仅是金超个人性格停滞了东方的发展？”
“这至少是原因之一吧！”
“你听我说，老苏。”夏昕语气庄重，“任何发展都必须体现人推动这种发展的利益需求，尤其是领导者。现在，金超是有这种需求的，我们不能说他没有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尽力，他工作得非常辛苦，这你我都看得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包括你和我以及每一个职工，都希望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发展。为什么？因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关乎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但是，我不知道你细想过没有？有一个人的利益，并不在这种发展之中……”
“谁？”
“吴运韬。”
夏昕说，过去他总认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是吴运韬第一选择，因为这构成他的政治资本。这种观点已经大大落后于一个普通员工了———前不久，一个到中心仅仅一年的博士生对他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发展还是不发展现在对于吴运韬来说是不重要的，他更关注他的意志能不能在这个地方没有阻碍地体现出来，而体现他的意志的最好办法就是他目前选择的这种架构：用金超来保证他对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控制，用你和苏北的智力和经验保证必要的发展速度———以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不断为他提供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所需的营养为限，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
夏昕说他当时愣住了，没想到普普通通的员工竟有如此精致的认识。他对那个由于有机会直接谈中心的问题而显得很亢奋的博士生说：“你说的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博士生是对的，苏北。”夏昕最后说，“吴运韬的利益需求的确根本不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上，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停滞带给他的政治利润要远远大于发展。这也是他选定金超主持工作的根本原因。”
……
苏北无法否认夏昕的话有一定道理。
“即使这一切都是对的，能做什么？你和我都无法改变现状。权力的力量无边无际，有时候甚至会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应当庆幸，尽管我们的情形很糟糕，终还没有到那样的时候……”
夏昕静静听他说，浅浅地笑了一下，又喝一口酒。沉默。
“写作对于你真的那样重要吗？”夏昕突然问。
“写作？”苏北不解其意，“你是说我的写作吗？”
“我知道你在写小说。”
“小说……”苏北挥挥手，笑起来，“什么小说……”
苏北看着夏昕，只是笑，好像完全听不懂他的意思，夏昕也就不再追问。
这次谈话拉近了苏北和夏昕的距离，类似的交谈多了起来。
有一次，夏昕在和金超发生一次争执以后，来到陈怡的办公室，对陈怡说：“仅仅因为吴运韬掌握着权力，仅仅因为他喜欢金超，我们就要忍受愚蠢，就要扭曲了自己以适应这种现实，二百多个人的利益就要挂在这样一个已经腐烂的枝条上……”
“那你说怎么办呢？”陈怡世故地说，“算了，夏昕。退后一步，海阔天空，何苦呢？我年长于你，这方面我可能体会深一些，一辈子，说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单位经营得好坏，严格一点儿讲，和我们人生状态好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上班嘛，说穿了不过是一种职业……”
夏昕对陈怡的话印象深刻。
研讨和以往一样，一切都成为空忙。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仍然按照它的节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金超和吴运韬的节律———运转，这是一个知道白天就知道夜晚的过程，一个丧失激情的过程。所有人都徒劳地把自己摆到了这个过程之中，消耗着精神，消耗着生命。与此同时，苏北还鲜明地感受到金超心理上和他越来越大的距离，这使他很苦恼———自从来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苏北一直恪守的中庸和谐的处人之道，非常轻易地被打破了，他现在成了人和人进行争斗的一极。
他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
苏北惊异于自己为什么要违背刚刚来到中心时对自己的约束———他要求自己置身与一切事情之外。他知道生活由一系列矛盾分化组合而成，你只要不置身其中就不会有烦恼。自从到中心以来，他一直做得很好。这是消极吗？如果是消极，那也是因为在他眼前展开的这个世界太荒诞、太滑稽了。他为此感到悲哀。
这是一个作家的悲哀，不是生活的参与者的悲哀。
你愿意悲哀就悲哀去吧，太阳照样每天从东方升起，世界上到处都是爱情与仇恨，走兽们在远离人类的地方警觉地守候着越来越狭小的家园，长江大河奔腾不息，高耸的山峦轻蔑地俯瞰着被称之为“人”的那种东西没完没了的喧嚷……谁会了解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有一个微不足道、只有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被观察到的细菌有何思想呢？谁会了解这个细菌在一段时间内感受到的悲哀呢？如果把地球演化的历史比作二十四个小时的话，人类的历史不过才是几秒钟，在这几秒钟里，你的生命历程，哪怕是往长了说一百年，还有记录的必要吗？你的喜怒哀乐，还有述说的必要吗？
有时候，他经常有和什么东西一起毁灭的欲望……怎么办？没有办法，只能这样。想开一些，只能想开一些……像寒冷的鸟儿一样，紧紧地倚靠着能够和他进行精神交流的人。
苏北和王岚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人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感觉到生之可爱的，尽管他们不可能战胜严寒。
钱宽被调到北京文协当副主席去了，基本上是一个闲差，有时候约请苏北在一起聚聚，一同参加一些文学圈里的活动。苏北发现老人变化很大，两个人之间能够让人体会到灵魂对话的谈话越来越少，他变得很絮叨，很迷恋自己的过去。李忆珍说：“他老了。”他真的就老了吗？出去玩的时候，苏北看着钱宽缓慢的切面包动作，看着他不再闪耀深邃智慧的目光，心里异常难受。生活不断创造新人，不断地淘汰旧人，这是一个残酷无情的过程。
王岚开始在一家很著名的文学出版社上班。王岚变得很超脱，几乎不抱怨什么了，当然，她也不像在远东文艺出版社那样废寝忘食地工作了。
有一次，王岚攀住苏北的肩膀，用哄孩子一样的语气说：“别那么认真，行么？世界本来就没有意义，你却非要给它找出意义来，这怎么行呢？”
苏北默默地坐着，长叹一口气，说：“是啊。”
苏北很想对王岚说一些什么，却又什么都想不起来。
人与人之间最深刻的交流，有时候是摒弃语言的。
……然而这并不能消除苏北对于这个世界的疲倦感觉，它是那样强烈，甚至转变为生理的方式折磨着他。他经常这样问自己：你的生命为什么不能飞扬？是什么东西绑缚了它的手脚？你就这样让灰色的日月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