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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两个人。”
面色苍白的韩思成说：“倒不仅仅因为工作，我最近……”他发现已经没有人再注意这个话题了，就转了口：“老吴，你看……”
“开始吧？”吴运韬问周燕玲。
“行，开始。”周燕玲已经坐在转椅上，打开公文包，取出一迭迭的纸张，还有—个很讲究的笔记本。
余馨娇被书柜里摆着的一只亮晶晶的铜佛吸引住了，瞪大了眼睛看。
吴运韬说：“老韩你帮助叫人吧。我就走了。”后一句话是对周燕玲说的。
韩思成欠欠身，说：“行了，老吴，就这样。”
“行。”吴运韬和韩思成一块儿出来了。
在楼道，韩思成压低了声音问吴运韬：“先叫谁？”
吴运韬看着前面，面无表情地说：“按名单叫。”
谈话进行着的时候，吴运韬坐在办公室，心里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他不是害怕周燕玲把握不住方向———处事老练的她不会将考察变为对被考察人的真正的讯问，她会认真严肃地把过场走完。
叫别的人韩思成都是用的电话，但是叫苏北的时候，他亲自来了。他来到苏北办公室，苏北正趴在办公桌上打盹———苏北已经深陷在了韩思成儿子失去右肾的案件之中，昨天晚上修改呈递给卫生管理部门的申诉材料，一直到今天早上五点。韩思成心里非常不安，反复说：“你看把你累的，你看把你累的……”
苏北摆摆手不让他说。
苏北往人事处办公室走的时候，脑袋昏沉沉的，脑子里喧嚣着的全是申诉材料里面的话，全是那个动刀的大夫沉着冷静的面容，愤愤不平的情绪和呼唤正义的理性交织成为可怕的音响。
苏北还记得韩思成在给儿子动手术前跟他讲给主刀大夫送红包的事情。
“那是一个独立的房间，”韩思成说，“房间里没有别的人。我把信封拿出来，从桌子上推给戴眼镜的大夫，说：”这就是那么个意思。‘大夫说：“别，不必要这样。’我说：”嗨！也就是那么个意思……‘大夫又说：“你看这样可不好。’就在他这样说着的时候，他已经把信封拿起来，装到白大褂里面的兜里了。大夫的态度就好起来，嘱咐这嘱咐那的。当时我挺感动的，觉得这红包送得还是对的。”
苏北也不觉得韩思成有什么不对———医院早已经成了道德肮脏的地方，韩思成不过是按照潜规则做了他应当做的事情。
“然后我就去办手续，”韩思成继续说，“过了不到半个小时，那个大夫在厕所门口拦住我，说：”你刚才给我那东西，怎么不见了？‘我说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看见您装到口袋里的呀！他解开白大褂，翻开口袋给我看。我说是不是掉到地上了？我把疼得喊爹叫娘的儿子安放在走廊里的椅子上，就和大夫一道到诊室里去找，桌子底下都看过了，就是没有。我说：“你看这事闹的。’大夫挺好，说：”算了算了，我本来就说没必要。‘老苏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嫌钱少，让我再送一回呀？“
苏北问：“红包里多少钱？”
“五千块。”
“他不是嫌钱少，”苏北说，“五千块绝对不少了，这是你半年的工资呀！还少吗？”
“那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收了我的钱。”
苏北笑了，突然想透了这件事情，说：“嗨！我知道了，他是告诉你：他没收这份钱。不管到什么时候，他都可以说他没收你这份钱。”
韩思成大为惊讶：“你看现在这人，简直都成精了……”
谁也没想到，送了红包也没保证儿子不出事情。韩思成知道儿子的肾被切走以后，呼天抢地，怪自己给大夫送的钱太少，而且人家大夫也做了暗示……这样，苏北就认为自己有了某种责任———他当时做的分析不是这样的。他开始帮助韩思成打官司。
……
见到正襟危坐的周燕玲和梳着公鸡尾巴一样发式的余馨娇，谈着关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谁具备或不具备担任职务的条件的时候，不知怎的，苏北产生出一种极为荒诞的感觉，就好像这一系列事情都是一个没有理性的人随便组合在一起的。
苏北谈得不好，他的心好像根本不在周燕玲提出的那些问题上，对苏北不很了解的周燕玲也没有感觉到这个人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做出过什么贡献。而对于未来，他也没有谈出什么新的见解，他脑子里晃动着的是卫生管理部门那个乳臭未干的工作人员的身影，他的傲慢无礼，他那纤细而苍白的手拿烟的姿势，他朝下乜斜他和韩思成时那种绝对没有文化教养、类似于在街头用扑克牌行骗的小流氓的那种目光……出了大门，苏北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话：“我想把那个小混蛋掐死！”韩思成迷迷茫茫地说：“这样的人不知道怎么到这样的单位来的？”苏北当时一句话也没说。
现在他也什么都不想说。
第十一章 迷乱
苏北终于完成了写作《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的全部工作！他的案头，整齐地放着用他那台针式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五百六十页文稿。文稿散发出特有的清香，就像小时候领到新课本时闻到的那种清香。
他沏一杯咖啡，一边品呷一边做最后一遍通读，校订一些错字。他心情很好，就像看到亲手操持出来一片绿油油的庄稼一样。他读得极为顺畅，这说明他已经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通读一遍以后，他又把全部稿件整齐地码摞在一起，对自己说：“行了。”
在这八个月时间里，他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王岚来看过他，带来几本苏北喜欢的书籍，其中有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福山的话题实际上是关于历史发展和人类处境的话题，这也是苏北和王岚都感兴趣的话题。思想的力量和魅力会使人从精神上感到圣洁，他们的阅读和讨论充满了乐趣———和王岚在一起总是愉快的，然而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王岚有她的生活和事业，你总不能动不动就打电话要她过来聊天。太寂寞了，苏北有时也会接受文学朋友的邀请，去参加文学界的聚会。但是他从这种聚会中得不到乐趣。
这类聚会上最活跃的人物往往是很少写东西但长期混迹于文坛的人，这些人大都是因为最初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而成为所谓作家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写作和发表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当他们文思枯竭，完全写不出东西的时候，就游走在著名作家中间，以回忆和他们的交往来炫耀虚荣并证明他们的存在。他们在出版界有很多朋友，可以一本接一本出版这类作品集，作品集前面有三分之一篇幅是与著名作家的合影。这类人一不小心就还会成为骗子———在帮助著名作家联系出版文集或作品集过程中，在正式合同文本之外，和出版社暗中达成某种约定，甚至能够在著名作家作品尚未发排付印之际，先领取到一笔编辑费，有时候远远高于作家的稿费；而著名作家还对他们感激不尽，非要拿出一部分稿费予以酬劳；他们非法出卖和转让年老体衰作家的作品版权，和书商结为利益共同体，在赚钱的黑道上左腾右转，呼风唤雨；他们拿着著名书法家画家的字画，出入于政界或文化界高官的府第，在所谓的文学沙龙中把高官哄得像孩子一样高兴，他们就得到某项授权，在国家掏钱的文化活动中担当执行委员会主席……于是，他们在昌平或温榆河畔某个高尚住宅小区有了独体别墅，有了高级轿车，有了随时可以共赴温柔富贵之乡的“女朋友”，有了供子女到国外上学的资财。
刚刚小有名气的年轻作家，在富丽堂皇群贤毕至的场合，会甜蜜地想到这就是“上流社会”，言谈举止间刻意拿出贵族的姿态，翘着手指操持着盘子里的龙虾，闭住嘴咀嚼，并不时用搭在胸前的丝质餐巾揩一揩嘴角，语言中添加一丝英语发音味道，在转述民间流传的黄段子时，用卫生教科书上的词汇代替对隐秘部位的称谓，把富于生气的笑谈改造成既下流又丑恶的东西。而此时此刻，他们远在千里之外荒原上劳作的父母，正在把烤熟的土豆从炭灰中扒出来，当做午餐。他们一边为土豆剥皮，一边遥遥地看着北京的方向说：“娃要是在这搭就好咧，娃小时候就爱吃这号东西。”他们希望远方那个已经成为作家的儿子“有出息”，为此他们已经这样劳作了几十个寒暑。
在这样的人中间，苏北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厌恶，还有剧烈的灵魂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