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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经见过的人物……”
“您是……”
“哦，忘了告诉你，我也是K省人……”
“真的？”苏北流露出孩子气的兴奋，“用K省人的说法，您我应当算老乡了！”
吴运韬没有应答苏北的这句话，接着说：“我知道胡杨前一段时间为《国色》承受了很大压力……我们这里总是这样，把纯粹的艺术问题政治化。人们对胡杨那部作品的批评显然是过头了，不应当那样。即使作品真的有问题，也应当平等地讨论，不能一棍子打死……听说这部作品在国外得了奖？你看你看，这样就不好了。”
苏北看着吴运韬，想弄明白他说的“不好了”指的是在国外获奖不好还是因为在国外获奖证明了我们对这部作品的批评不好。苏北理解为后者。他对吴运韬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对于有文学见解的人，他总是很敬重。
“胡杨知道你想到北京来工作吧？”
“他知道。”
“哦……你为什么要离开K省？”
“因为一些个人原因。”苏北不想做更多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孩子。我爱人认为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会更好一些……”
“你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她的调动问题解决了吗？”
苏北回答说：“她在K省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当老师，已经先于我联系好了中国文化大学，还是搞教学。”
“那太好了。”
“孩子的问题，北京市政府有政策，知青子女户口可以落在北京，所以我女儿的户口前几年就落在了我父亲的户口本上……”
“哦……”吴运韬说，“你是怎么认识徐罘的？”
“我不认识徐罘，”苏北笑了，“是这样，我和爱人到中国文化大学联系工作的时候，接待我们的一位领导正好也是曾经在K省洛泉地区插队的知青，他很热心，当时就为我的工作张罗，打了好几个电话。我是第二天接到那位领导的电话，让我来找您的……您说的徐罘是……”
“你碰到了很多好人，”吴运韬笑着说，“徐罘是咱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原来的主任，现在退居二线了。他热心推荐你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吴运韬把两只手绞在一起。“是这样，苏北。就我个人来说，欢迎你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工作。这件事，我们要研究一下。我们的两位副主任到云南开会去了，要等几天才回来。你打算在北京呆一些日子吗？”
“我想尽快回去。”
“不要紧，你回去也行，回去等我们的消息。”
“我知道调北京很难，这事还要您多操心……”苏北诚恳地说。
“就你的条件来说，不应当是很难的，”吴运韬说。“你以前联系过往北京调动吗？”
“没有。”
“这次你没有到其他出版单位去联系吗？”
“没有。”
“不用联系了，苏北。我基本上可以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决定调你。”
苏北站起来，表示感谢。他的脸微微地红了。
吴运韬让他坐下，两个人又聊了些别的，然后苏北告辞，吴运韬把他一直送到大门口。
事情进展极为顺利：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领导班子很快做出了调苏北的决定，苏北很快就跑好了调往北京的所有手续。北京市政府对于知青返回北京有优惠政策，苏北的手续都是在这个框架内完成的，没有叨扰单位。
和吴运韬第一次见面四个月以后，也就是新的一年元旦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苏北已经把家从K省搬到北京，准时向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人事处报到，并且坐在金超的第二编辑室办公室里面了。
苏北没有对任何人说他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煎熬：回来没有住房，为了租房，他简直跑断了腿，最后才在三哥的帮助下租到了又暗又潮湿的两间平房，租金是每年五千元。在北京，学校更是分为三六九等，为给女儿联系一个质量好一些的学校，他左磕右碰，好不容易找到一所离家很近质量又不错的小学。从来不会送礼的他，面红耳赤地去敲有关老师的家门，讷讷地说着客气话……
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他又回到了他度过童年时光的这座城市，回到了他的生命开始的地方。
一九六八年年底，十八岁的苏北离开被贫困折磨着的家庭，带着父亲用拣来的废木料钉成的箱子，出发到遥远的K省洛泉地区插队去了。他还记得离开家的那天，母亲追随他到公共汽车站为他送行时的情形，还记得二姐瞒过姐夫给他手里塞的十块钱，记得大哥、二哥由于他在家庭问题上站在母亲一边而拒绝给他提供任何帮助时的表情和目光，记得在同一年中专毕业参加工作的三哥由于和最亲爱的弟弟离别伤愁动不动就向母亲发火时的蛮态，记得火车开动之时站台上响起的哭声，记得三哥用手背挥去泪水的姿势……二十五年，二十五年时光能够重新创造一个人，也能重新创造一个世界。苏北早已经不是二十五年前那个苏北，北京也已经不是他在这里读中学时的那个世界。这里已经没有母亲，没有二姐了，父亲被在老家的大姐接走了，北京的所谓的家，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空壳，一个象征。他不是回家来了，二十五年前那个家早已经不存在了，消失了。他是把他的家搬到了一个已经有些陌生的世界。
尽管这样，一个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人，一个被生活残酷改造过的人，突然回到他小时候生活过的世界，仍然能够唤起一种甜蜜的记忆。他到中学母校去看望他的老师，看那里的教室；他回忆起上小学的他抱着不到两岁的侄子———现在他应当三十多岁了吧？———看来来往往的汽车，用自己拢共几毛钱的积蓄为侄子买米花球时的情形；他还专门到插队前和父母亲住过的地方去看那个熟悉的院门。现在这间房子已经让三哥倒给另外一户人家了，和单位分给他的另一间房子换到一起，住到阜成门去了。
站在这里，苏北才切切实实感觉回到了生命起始的地方，觉得经历二十五年漂泊，这回真正落到了地面上。他落到了一个宁静生活和工作的港湾。
在单位，虽然适应新的环境需要一个过程，虽然他知道这里同样会充满了人生争斗，但是，他感到心满意足，感到心里异常踏实。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他的角度：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妥善安排自己的创作。现在他再也不用为一个单位的运转殚精竭虑了，日子一下子显得清闲而自在，生命好像又回到了初始的地方。时间耽搁得太久了，他要静下心来写一直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
在一个环境里，完全置身局外的人会获得非常好的观察角度。他为自己有这样一个角度感到高兴。他找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作为搜集素材的札记，准备用它来记录对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人和事的观感。
这已经是他写的第35本《札记》，从到洛泉地区插队第一天到现在没有一天间断。这么多年来，札记成了他最可信赖的朋友。如果不能够用笔书写，他的生活就将一片灰暗，他在最没有光亮的地方看到光亮，在最寒冷的地方找到温暖。生活的巨大转折也许会带来些许新鲜，但是，他知道它龌龊、肮脏的本质不会改变，他还会每天看到和听到巨大的社会不公，还会在社会的沉沦中体会沉沦的痛苦，在遍寻友谊与爱情而不得中品尝寂寞与孤独，还会需要能够倾听他诉说的伴侣。这个伴侣只能是他的《札记》。每天晚上趴在床上向笔记本倾诉的时光是最好的时光。
他在札记本的起始篇中详细记录了和徐罘、吴运韬交往的细节，对他们这种知遇之恩充满了感激之情。报答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尽快做些事情，现在他想的就是怎样做些事情。
金超对苏北的了解极为有限———吴运韬没向他透露关于苏北在K省的一切细节，金超既不知道苏北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作家，也不知道他到这里之前是《西北文学》的主编，在金超印象里，这是一个有些书生气的返城北京知青，苏北的言谈举止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说明他的经历的佐证。
金超告诉苏北：“我的家乡就在你插队的洛泉地区……”
苏北很惊讶，说：“世界怎么这么小？老吴是K省人，我爱人去的是你的母校，而你的家乡又是我插队的地方……这简直是小说了。”
金超也笑，说：“这可能就是咱吴主任说的那种‘缘分’，他说人和人相遇都是出自缘分。”苏北点头赞同这种说法。
金超满意地看到，苏北是一个踏实工作的人。编辑室里有一些以前很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