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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月13日。
左处长首先找到安宁公安局的马局长。马局长提供了三名下岗工人的姓名，但对那位三八年参加革命的南下老干部被气死的事讳莫若深。他再三声明拘留三个下岗工人都是奉程家卿的指示行事，与自己无关。那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声明与自己无关的样子，简直可笑。
因为怕马局长一同去起副作用，左处长谢绝了他请求配合的好意。
这样一尊酒桶，早该搬下局长的位子了。
左处长用最大限度的克制，才没有将对马局长那比血痂更厚的虚伪的厌恶表露在脸上，但他真想一拳打在马局长的这张摊开来面积不会小于一张比萨饼的胖脸上。这样一个只知道胁肩谄笑，拔根鸡毛当令箭，把上司的屁也当作圣旨，州官放火他加一把柴，百姓点灯他吹一口气，全没有正义感是非观的货色，首先在形象上就锉三分——一个公安局长，不要说非得长得威风凛凛、玉洁松贞，或者看上去就光明磊落、至大至刚，但至少不能像马局长一样。
辞了马局长，左处长带上两名干警直奔三名下岗工人所在的安宁试验设备厂，工人们的宿舍就在设备厂内，但见厂房破烂不堪，满目凄凉。厂房有窗子，但没有玻璃，空洞表明玻璃的存在已属过去。所有的厂房灰不溜秋的，好像多年没有见过阳光，又好像刚刚发过一场大火，熏成了这样。大门紧锁着，一把大锁锈迹斑斑。顺着墙根走，便有走向墓地的感觉。宿舍区倒有人，不过都是孩子。有几个孩子在练骑自行车，有几个在一旁看着，问了胡冬根的地址，一个小孩去春游一样兴致勃勃地带了路。
里面光线忒暗，像是一些被烤焦烤黑了的阳光，门开着。
左处长敲了敲开着的门，问：“胡冬根同志在家吗？”
“哪个？”一个苍老嘶哑的声音应道。
随后，一个老人——从步态上可以判断出——晃晃地走了过来。他眯着眼，依稀谛视着左处长他们三人。三人面目轮廓跳跳的，有些是实线，有些是虚线，但一人一顶大盖帽，是可以肯定的。
“你是胡冬根同志吗？”显然被震住了，老人有些盲目地点点头，然后嘟嚷道：“对不起，我又没犯法，你们还找我干什么？”
“老同志，你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安宁县公安局的，我们是省公安厅的，我们要调查集资款的事，程家卿问题不小，他已经被捕了，老同志，你不要怕。”
胡冬根这才起身，开了灯。灯光昏黄，仿佛灯泡里盛着泥沙，但胡冬根终于看清了左处长他们，左处长也看清了胡冬根。胡冬根头发花白，面容愁苦，穿着一件袖子边缘已经磨烂的旧棉祆，像电影里五十年代的农民。脖子上的筋像虬曲的根，脸上的皱纹也像，手指也像，整个人，如同一大块根雕。从上到下，可以看出，他正是萧条企业的一个缩影。
左处长先对胡冬根谈了专案组所遇到的一些难题，希望胡冬根能相信他，能予以配合。
“我相信你们。”胡冬根时而用手掌擦眼睛，时而用手掌去擦鼻子。
“听说，你和蒋克、欧阳得贵曾被公安局非法拘留，我们想了解一下前后的经过，你能谈谈这些事吗？”
谈了一会儿，胡冬根的老伴买菜回来了。胡冬根吩咐老伴：“你去把蒋克和欧阳得贵找来，说我有要紧事找他们。这三位，是省公安厅来的，是专为我们来申冤的。”
蒋克、欧阳得贵一进来，胡冬根就要蒋克来谈。蒋克人皮肤白，个子高些；欧阳得贵皮肤较黑，个子矮些。他们初见左处长三人，都有些抖抖索索。但很快蒋克就消除了戒备，谈开了。果然是蒋克善谈，而欧阳得贵则稍显木讷。
“实不相瞒，到今天为止，我们厂已经是两年零八个月没有拿过工资了。我们设备厂是1960年创办的安宁县最早的企业之一。成立以后生产一直蒸蒸日上，八十年代进厂工人越来越多，加上竞争跟不上，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但工资还是可以发下来，自从佘彤在1993年承包后——”“等等，你说的这个佘彤是不是在逃犯佘彤？”
左处长打断了他的话。
“不是他是哪个！”
左处长疑惑地问道：
“佘彤他不是三丹物资总公司的总经理吗？”
“他当那个总经理之前就在设备厂做厂长，承包了设备厂。”
左处长更不解了：
“他凭什么？”
“凭什么？凭傅书记一句话。”
“哪个副书记？”
“就是那个狐狸精傅梅，佘彤拜她做干姐姐。”胡冬根硬橛橛地插上话来。
胡冬根的老伴赶紧朝他递眼色，示意他不要乱说，如鲠在喉，胡冬根脖子上的老筋一抽一抽的。
“我怕什么，别以为狐狸精还在位，我不敢说。邪的正不了，正的倒不了。姓程的好日子到了头，她的日子掐指头算就是，我才不怕呢，我就不信共产党个个都像他们这样邪。”
蒋克等胡冬根说完了，接着说：“佘彤一接手设备厂，设备厂马上就乌烟瘴气，来不及蹬腿就完了蛋。听说他接手，厂里都议论纷纷，说让一个放出来的劳改犯来管一个厂子，难道说全厂的人都不如一个劳改犯。可是上面说现在是改革年代，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选拔任用干部要不拘一格，何况是承包，亏也亏他个人的，赚也赚他个人的，再说人是不断变化的，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一些不良习气也会改掉，还说人家是从监狱里出来的，现在就需要这种胆子大，敢闯敢冒的人去开创局面。人家是吃过苦头的，是从大熔炉里炼出来，还能再犯错误。不能老抓着别人的痛脚去捏，现在改革开放也是一种实验，允许人尝试，谁尝试都行。可好，佘彤上任了——一上任，就重用亲信，排除异己，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挪用资金，公款送礼，公款吃喝，直喝得厂子山穷水尽，工人工资发不出。佘彤的小姘原来手上只有一个金箍子，一年后变成了八个，颈上的项链比牛绳还粗。你想想，他捞了多少。可是工人，退休的没有退休金，上班的没有工资，大家全住大黑咕隆咚的房子里，他和副厂长几个却用公款盖了一幢比滕王阁还气派的官楼。眼看着厂子被他毁得只剩一口气了，工人们多次集体上访，找经委、找主管企业的副县长、找县纪委、市纪委，找县检察院，检察院的人说：我们人手少，时间短，暂时管不了；找市纪委，市纪委的人说佘彤只是个厂长，不够级别。县里的问题，一般由县里解决；找市反贪局，市反贪局的人说：材料已转给局长了，可是局长到北京开会去了……左左右右，反反复复，大家找了无数次，可每一次工人们都碰壁而归。有时是第一单位推给第二个单位，第二个单位又推给第三个单位，第三个单位又推到第四个单位……最后又推回到第一个单位。尽管如此，大家并不灰心，工人们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继续坚持行动。可是，不料后院起火，工人宿舍的玻璃在晚上会被人突然砸碎。德贵的老婆一次晚上上厕所，刚出厕所，便叫人用断砖头在脑袋上砸了一家伙，血流得如同堤决了口一样，送到医院，医生说脑神经受到了伤害。到现在，人还瘫在床上，神志不清，连话都不会说。很显然，这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搞恐吓。”
左处长从同情的角度看了欧阳得贵一眼。
欧阳得贵的眼睛里说不清是深沉还是郁闷，是忧虑还是茫然。他呆坐在那儿，一言不发，有一口没一口地吸着烟。
胡冬根快言快语激奋地说道：“佘彤这龟儿子，良心让狗吃了，我们的饭碗都砸了，还忍心用我们的钱盖他的高楼大厦，连地主、恶霸都不如，比黄世仁、刘文采还恶毒，可毕竟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就不信会让他永远胡作非为下去。果然不出我所料，后来果真出了大乱子，这也是报应。”他说完，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蒋克又接着说：“不瞒你左处长说，漏是补了，可是补得晚了一些。如果早些动手铲除佘彤这样的人，兴许厂子还有救。佘彤不是有程家卿、傅梅他们在背后撑腰，他佘彤一条小泥鳅自然掀不起多大的浪来，可程家卿、傅梅偏偏让这条小泥鳅坐上龙坐的轿子，这条小泥鳅便也能掀起惊涛骇浪来。程家卿有今天，佘彤出了不少的力；佘彤能有今天，程家卿也有一份功劳。也许是因为众怒难犯，也许是因为名声太坏，也许是因为厂子败得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