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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热电厂几乎在同时呼拉拉地动工兴建，一下子拉动了路山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而那些没有拿到电厂投资项目的小老板们，也看到路山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农副产品很有市场。一场电厂招商会，引来了众多的商机。
都说祸不单行，可好事来了也是接二连三挡也挡不住的。就在九个电厂投入兴建的时候，307国道部分路段将开始改建高速公路，其中投资100多亿改造的70多公里路段在路山境内，这条公路是西部发展战略中国家三横三纵公路主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路山地区历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
路山是十年九旱的地区，经常是小旱加上大旱，大旱连着大旱，降雨少而且很集中，容易形成暴雨。这两年路山既没下冰雹，也没下暴雨，老天爷好像很善解人意，该到哪里下就到哪里下，哪里需要就下到哪里，该什么时候下就什么时候下，靠天吃饭的路山地区风调雨顺，粮食自然就有好收成。农民一高兴，农村就稳定。
抓住这样的良好机遇，姜和平也想在农村经济里一显身手，尽管知道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洗礼，农村改革已经深入，现在要想在农村出点政绩很不容易，但毕竟他是农村出身，骨子里对农民有着天然的感情，特别是目前以农业为主的路山，能使农民群众尽快脱贫致富，是令他无比高兴的事情。于是，他在安排好城市建设工作的同时，深入到农村进行了几天的调研，又找来一些论文什么的，理顺了自己的思路，决定还是依托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群众脱贫致富。根据调查结果，起先他准备上“一养六色蛋”工程，一养是养羊，发展羊产业，六色蛋即黄色的大扁杏蛋、红色的枣蛋蛋、紫色的葡萄蛋蛋和洋芋蛋、苹果蛋、鸡蛋。后来，林业部门组织人员进行考察论证后，认为前三种蛋蛋种植的地域性很强，特别是大扁杏开花较早，恐怕不好伺候，所以建议在小范围里进行引种试验，暂时不宜大面积推广。姜和平知道发展起来如此麻烦，就把“六色蛋”改为洋芋蛋、苹果蛋、鸡蛋“三蛋蛋”。他觉得这项工程应该叫“两养两蛋”工程，即洋芋蛋、苹果蛋和养羊、养鸡工程，因为只有养鸡才有蛋嘛！但“两养”有生二胎之嫌，和计划生育冲突，就叫了“一养三蛋蛋”。“三蛋蛋”本身没啥高科技含量，但只要有市场，在土地面积广阔的路山地区实施，还真是因地制宜的短平快项目。
姜和平抓的“一养三蛋蛋”工程，除了红蛋蛋苹果外，羊、鸡蛋和洋芋蛋都抓到了点子上。肉食品是国人的主要食品之一，羊肉市场很是看好；在不少人倡导素食的今天，鸡蛋销路也还不错；由于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路山的洋芋品质独特，市场广阔，远销到了十几个省市 ，真正成了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钱蛋蛋。面对大好的农村发展形势，姜和平在无比欣慰中感到非常得意。
三十四
路山纺织厂是西北地区为数不多的大型国有纺织企业，她是在传统民间手工艺基础上创建的工厂，到现在有近百年的历史。这个厂子有过非常辉煌的时期，在计划经济年代，她以粗纺为主的产品在全国都很有名气，产品长期供不应求，都是靠批条购买，那时人们一边背诵毛主席“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难”的语录，一边把最好的优等产品出口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和非洲，给这些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和非洲的黑弟兄们送去了温暖。改革开放后，纺织厂还继续红盛了几年，到了八十年代末，市场需求开始萎缩。真是祸不单行，路山地区羊毛大战的最后恶果都让纺织厂承担了，那些次品或掺进大量沙子的羊毛，不知怎么倒手后通通都积压到了纺织厂里。已经亏损两千多万的原厂长一看事态不妙，丢下一个烂摊子鼓着自己的腰包告病退位，悄悄在天津买了房子，自己做起了口岸生意。此时从混乱的羊毛绒市场上被清理出来的王大佑，却被梁怀念任命为厂长。王大佑把维持生产的工作交给副厂长，自己带了十几个厂里的骨干，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基本上跑遍全国轻纺工业发达的地方，还去了老主顾东欧的一些国家及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考察，然后交给地区一份“考察报告和技改建议”，建议尽快抓住调整产业结构的机遇，引进先进设备和高科技，促使纺织厂由生产传统的粗纺产品转变为生产精纺毛呢。这一纸建议意味着目前使用的还不算落后的生产设备全部要报废，而且还需要投入8000多万元新的技改资金。论证这个项目时，反对意见比较强烈，行署方面也非常谨慎，拖着没给答复。王大佑把材料呈报到梁怀念那里，没有等他诉完国企的苦，梁怀念把大笔一挥，作了“此报告有创新，既利纺织厂，又利全地区经济建设，请行署尽快履行审批手续并协调银行”的批示。王大佑拿着这个尚方宝剑，找到当时的专员，论证了好长时间难以确定的事，梁怀念的几个字就解决了。
那时还没有商业银行一说，因为是地委、行署定下的事，所以根本不用厂里再给银行做什么工作，银行就追在纺织厂的屁股后面给钱。有了钱，王大佑自然花起来很有气派，完全是大手笔：他廉价卖了旧厂区给昔日倒羊绒的哥们儿，建起面积为90公顷的新厂子，机器还没安装好，豪华气派的12层办公大楼就拔地而起，盖了10幢家属楼，连厂大门也是用花岗岩砌成的，还一次买了两部蓝鸟王高级轿车。他在职工大会上豪迈地说：即使是香港甚至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的同类工厂，也没有我厂这样高的起点和宏大的气派，这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所以，我们还是要高歌“社会主义好”。后来，在该厂无数次的文艺活动中，“社会主义好”都是人人必会的保留节目。
营造这样的气派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不算出卖原厂址的600多万和地区无偿划拨的土地，仅仅银行贷款就突破了两个亿！
这是郝智第二次来到地区纺织厂，前一次是在工人们上访后的第二个星期天。当时，虽说通过财政局和银行的帮助，使职工的生活暂时有了保障，但作为路山最大的国有企业，弄到这个地步令他很不放心。那次，郝智看了一些反映材料后，萌发了身临其境解决问题的想法，他悄悄叫了秘书长姚凯歌和秘书刘勇一起来到厂里，只是在传达室里坐了一会，却见长半人高茅草的大院里，密密麻麻站满了工人。当时，同行的姚凯歌害怕刚在地委大院发生过的斗殴事件又可能在这里重演，不由得有点紧张，不住地问闻讯赶来的厂党委书记究竟是怎么回事？党委书记也煞白了脸，直摇头说不出所以然来。此时，却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走到郝智跟前，激动地抖着手说：“郝书记，谢谢你亲自来我们厂视察啊，都四五年了，草也长这么高了，还没见过任何一个地区的干部来过我们厂呀，哪怕就是个地委、行署院子里看大门的！”郝智认出来，这位老师傅姓吕，就是自己到任那天到地委上访的人之一。
在一个散发着臭烘烘羊毛味、挂满蜘蛛网的大车间里，郝智坐在一张桌子边，和足有百余名工人师傅拉起了话。郝智讲道，不论到什么时候，地区始终关心这个曾经为路山做过巨大贡献的厂子的命运，一定想尽千方百计帮助大家，同时也要紧紧依靠职工群众，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齐心协力共渡难关，走出困境。
咋个走出法？我们厂就是神仙来了也不会有救的！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显然对他的大话不感兴趣。“郝书记，你是见过大世面的领导，叫你来当厂长，你咋个具体弄法？”有人挑战般发问。
郝智认得出这是那天在地委和农民打架的络腮胡子，他笑着回答说：“这位师傅说的没错，可能我还真是不行。但面对困难，人如果连个想法都没有，坐以待毙的话，岂不更没有出路了？”他接着分析说，纺织厂要走出困境，首先必须完成规范化改制，实行两权分离，还要分块搞活，走模拟股份、一厂多制的路子。
见他还要往深里说，老吕师傅插话道：“郝书记，你说的这些道理我们有的听懂，有的不懂，但我不客气地说，你还是不了解我们厂，没摸透厂里的具体情况。现在，我们还够不上搞那些复杂工作的地步，眼下还有比改革更紧迫的事情。”
郝智听着有点纳闷：企业不景气就应该改制呀，难道还有比改革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