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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选定的，”我母亲说，“我们——科波菲尔先生认为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鸦巢。不过，那些鸦巢都很有些年头了，那些鸟早就不再来这里了。”
“这真是大卫·科波菲尔！”贝西小姐大声说，“地地道道的大卫·科波菲尔！周围一只乌鸦也没有，就把这房子叫鸦巢。傻乎乎地认定了有鸟，只不过是因为看见了鸟窝。”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敬道，“已经去世了。要是你居然当我面嘲讽他……”
我想，当时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真想打我的姨奶奶。就算我母亲在那个晚上出手前受过专业的训练，姨奶奶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用一只手就降服她。不过，这场交手在她从椅子上起身时就结束了——她又乖乖坐下，因为她晕了过去。
她恢复知觉后，或是贝西小姐使她恢复知觉后，她发现贝西小姐站在窗前。暮色更浓了，她们已彼此看不清对方。若不是炉火，她们根本就看不见对方了。
“嘿，”贝西小姐回到座位上时说，就像刚才不过随意看了看风景一样，”你估计什么时候……”
“我浑身发抖，”母亲艰难地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我快死了，我相信我快死了！”
“不，不，不，”贝西小姐说，“喝点茶吧。”
“啊，啊，你认为喝茶会对我有好处吗？”母亲叫道，那模样真是可怜极了。
“当然有好处，”贝西小姐说，“不过有些幻觉罢了。你把那女孩叫什么？”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呢，小姐。”母亲天真地说。
“上帝保佑这孩子！”贝西小姐不禁引用了楼上抽屉里针插上的第二句吉语，不过她不是对我而言，却是对我母亲而发的，“我不是说那个，我是说你的女佣人呢。”
“皮果提？”我母亲说。
“皮果提！”贝西小姐重复道，十分忿忿然，“孩子，你是说居然有人走进基督教的教堂，然后自己又取了皮果提这么一个教名？”
“这是她的姓，”我母亲怯生生地说，“因为她的教名和我的一样，科波菲尔先生就这么用她的姓叫她。”
“嘿，皮果提，”贝西小姐打开客厅的门叫道，“端茶来。
你的女主人有些不舒服，别闲着到处蹓跶。”
贝西小姐发号司令那样子俨然像自打有这房子起她就是当然的一家之主了。听到这陌生的声音。吃惊的皮果提端着蜡烛穿过走廊走来。两人打过照面后，贝西小姐又关上门，像先前那样坐下，双脚放在炉栏上，卷起裙裾的下摆，双手叠放在一只膝盖上。
“刚才你说你要生一个女孩，”贝西小姐说，“我毫不怀疑，准是女孩。我有准是女孩的预感。那么，孩子，这女孩一出生……”
“也许是男孩呢？”母亲冒失地插言说。
“我告诉你了，我有准是女孩的预感，”贝西小姐说，“别顶嘴。这个女孩一出生以后，我想做她的朋友。我想做她的教母，我请求你叫她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这·一·个贝西·特洛伍德一生不应做错事，不应滥用·她·的爱情。可怜的孩子，她应当受到很好的教育，被很好地监护，这样，她才不会愚蠢到相信她根本不该相信的事物。我一定会把这个看做·我·的责任。”
贝西小姐每说完一句话，她的头就痉挛似地摆动一次，仿佛她旧日的过失仍在折磨她，而她要尽力克制着不流露出来。至少，我母亲借着微弱的火光看她时是这么想的。我母亲太怕贝西小姐了，她太惴惴不安，也太软弱胆怯而茫然无措，所以她没法清楚地观察任何东西，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大卫对你好吗，孩子？”沉默了一会后，贝西小姐又开口道，这时她的头也渐渐不再摆动了，“你们一起过得快乐吗？”
“我很快乐，”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对我除了太好没别的了。”
“什么，他把你惯坏了吧，我想？”贝西小姐紧跟着就这么说。
“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又孤身一人了，凡事都得靠我自己了，从这一点来看，是的，我想他把我惯坏了。”我母亲哽咽着说。
“行了，行了！别哭了！”贝西小姐说，“你们并不般配，孩子——如果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般配的话——所以我问你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孤儿，对不对？”
“是的。”
“当过家庭教师？”
“我在一家做保姆兼家庭教师，科波菲尔先生造访了那一家。科波菲尔先生待我很和蔼，对我特别关照，非常关心体贴，最后他向我求婚。我答应了他。我们就结婚了。”我母亲一五一十地说。
“咳！可怜的小毛孩！”贝西小姐沉思道，并依旧望着炉火皱眉头，“你知道点什么呢？”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夫人。”我母亲怯怯地说。
“比方说在料理家务方面。”贝西小姐道。
“恐怕知道得不多，”我母亲答道，“不如我想知道的那么多。不过科波菲尔先生教我……”
“他自己又懂多少！”贝西小姐插言道。
“……我希望我已有了很大进步，因为我当时学习的心情迫切，而他教得又很耐心，要不是因为他的不幸去世……”说到这里，我母亲又哽咽了，再也没法往下说。
“行了，行了！”贝西小姐又说，“别再哭了。”
“……我敢说，在这方面我们从没有闹过一言半语别扭，除了有时科波菲尔先生不满意我把3和5写得几乎没分别，或写7和9时加上了弯弯曲曲的尾巴，”另一阵悲痛袭来，我母亲只得又停下了。
“你这样会把自己弄病的，”贝西小姐说，“你知道这一来无论对你还是对我的教女都非常不好。快别这样了！你决不能这样！”
这番话对我母亲也还起了点镇静作用，虽说她身体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了。接下来两人谁也没说话，只有贝西小姐间或发出一声“咳”打破这沉默，她还是把脚放在炉架上那么坐着。
“大卫用他的钱买了一笔年金，我知道”，过了一阵，贝西小姐又说，“他为你做了什么安排呢？”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有些吃力地答道，“考虑得很周到，也很厚道，他把一部分年金给了我。”
“多少？”贝西小姐问。
“每年一百五十镑，”我母亲说。
“他本可以做得更糟，”我姨奶奶说。
她这话可说得正是时候。我母亲的情形这时比先前更糟了。端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皮果提一眼就看出了这点。如果屋里光线稍稍好一点的话，贝西小姐也早就可以看出这点来了。皮果提连忙把我母亲弄上楼，并马上打发她的侄儿汉姆·皮果提去请护士和医生。这些天来，汉姆神不知鬼不觉地住在我家，就是为了在这种紧急状况下可以送信请人，不过我母亲不知道罢了。
这支联合大军的成员一到就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没料到会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怪怪地坐在火炉前，帽子挂在左胳膊上，一个劲往自己耳朵里塞棉花球。皮果提从没听说过我姨奶奶这人，而我母亲也没提起过她。她坐在客厅里显得分外神秘。她似乎装了一口袋的珠宝商用的棉花球，并不住地往耳朵里塞，但这一点无损于她那凛然的庄严。
医生到楼上去过后又下来了。发现对面坐着这么一位陌生女子，又推想可能会这么一起待上几个小时，医生就——我猜想——努力表现得有礼貌并善交际。在他那个性别中，医生可算是最举止谦卑的了，在小人物中他也是最温顺随和的。在屋里进进出出时，他总侧着身子走路，唯恐多占了地方。他的脚步像《哈姆雷特》中那个鬼魂那么轻柔，而且比其更慢。他的头总是歪向一侧，并总谦卑地贬低自己，或是谦卑地讨好别人。如果说他从没有对一条狗说过什么无礼的话，那还不算什么了什么，他就是对疯狗也不会说什么厉害话的。他对疯狗也只会和顺地说一句，或说半句，或仅仅说几个字，因为他说起话来就像他走路那样慢。他决不会对一条狗粗暴，他决不会对一条狗急躁，无论如何也不会。
齐力普先生温和顺从地看着我姨奶奶，头歪向一边向她微微鞠躬致意后，便指着他自己的左耳以示意说的是那些珠宝商的棉球道：
“局部炎症吗，夫人？”
“什么？”我姨奶奶把那些棉花一下子像拔一个塞子似地拔了出来。
齐力普先生被她这种粗暴吓了一跳——他后来告诉我母亲说——差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但他仍然温和地重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