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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逊虽然对蒋及国民党军队的核心力量仍然寄予一定希望，他从共产党进行的战斗中已经看到了中国不会半途而废或遭受失败的主要理由。
宋庆龄给卡尔逊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在两年以后他写的一本关于这段时期的书中①，称这次同她的半日晤谈是他经历的中国的“伟大戏剧”中“非常合宜的最后一幕”。他写道：
①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着《中国的双子星》（英文），第316—318页。
“我在一间陈设非常简朴的房间里等她，从这里多少感觉到了一些这位妇女的精神。她不让自己有丝毫的奢华。一会儿，她出来了……我顿时感到轻松自如，因为她有那种我在八路军中常见的‘不要客气’的态度。但她还有更多的内涵——内心安静、绝端自信而毫不自负……她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爱，特别是对那些不幸的、被压迫的人们。
“她从不装模作样，她的面容安详，在沉静中显得很美丽。”
他像别人一样感受到她也喜欢找快乐：
“她一点也不缺乏幽默感。当我告诉她我在北方的一些经历时，她高兴地插进来解释我所描述的人们的反应。”
他也注意到她的坦率：“很明显，她认为国民党没有实行三民主义，共产党领袖们则实行了。她相信，蒋介石所鼓励的是对他本人、而不是对政府和国家的忠诚。应建立代议制政府的时间早过去了……”
最后，卡尔逊深感她对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和受到的待遇是非常关切的。他引宋庆龄的话说：
“……最严重的是政府未能实行民生主义。相反，它满足了上海的银行家……而忽视了人民……特别是土地问题……”
在同卡尔逊谈话一年之后，1939年7月，在中国抗战两周年时，宋庆龄发表了《展望战后——抗战纪念日致美国友人》一文①。她在文中详述中国抗战所遇到的内部和外部危险并尖锐地指出两者的联系。
①《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55—63页。此文标题或作（抗战以后的中国——抗战二周年纪念告美国友人》，见《宋庆龄年谱》，第119—120页。
在一方面，她警告说：
“背叛统一战线和试图限制民主的发展，不仅威胁着我们的抗战，而且也威胁着外国在华利益的保障……”
在另一方面，她对在主要西方国家中出现的类似倾向也毫不放松：
“我要求你们密切注意民主国家中的保守派，他们期望迅速结束远东的战争（牺牲中国以谋对日妥协），因为他们害怕中国将‘赤化’。”
她奉劝西方政府不要作这样的胡思乱想，而是看看日本人在他们的占领区怎样肆无忌惮地破坏外国的利益。制造或强使中国接受“和平”，而让日本获得它的侵略果实，将是对西方国家本身贸易及其他利益的打击。
除了西方的本身利益之外，她提醒西方记住自身的民主传统：
“我们抗战爆发的周年纪念日是7月7日。这一天在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和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纪念日）之间……我们的民族革命，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开始的抗战的推动下，已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的革命兼有解脱美国殖民地地位的美国革命和摆脱旧政权的法国革命的成分。
“只有在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完全赢得了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之后，中国巨大的生产力才会解放出来，使整个世界受惠。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正在进行的民族革命，是全人类进步的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步。”
（七）西方的战争：对东方的初步影响
1939年9月，欧洲爆发战争，一方是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后来参加），另一方是英、法两国。战争爆发前夕，在香港已出现扰攘不安的情形。英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潜水艇战争记忆犹新，因而担心航运的安全。
9月3日，在给纽约的友人格兰尼奇夫妇的信①中，宋庆龄叙述了当地的情势以及她自己（包括她那点有数的财物）的处境：
①宋庆龄自香港致纽约格雷斯·格雷尼奇函，1939年9月3日。
“香港的形势很紧张。人们纷纷逃离，以免遭封锁（或封锁的威胁）……英国是否宣战或接受意大利的调停很难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你们看，我的所有邻居都有……只有我听不到新闻广播。
“我们的所有朋友都预期发生各种可怕的事情，都在准备撤离……人们争着出头等舱的钱去买三等舱的票……
“货币的比价大跌，这对我们这些必须在这儿住下去的人是个大问题。现在要4元钱才能换1元港币，你可以想像到我们的境况多惨……
“我想去内地，但朋友们认为到我该出去的时候大概就出不去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这里现对函电实行严格检查，但还不至于影响到我现在为我的国家所做的工作……至少在B国（指英国）外交政策改变之前是这样……”
不论有无危机，她还是像通常一样的忙碌：
“我正在写《维吉尼亚季刊》要的文章，进度很慢，就同我随便写什么东西一样。刚收到（伦敦）冲国运动委员会’来电要我写一篇周年纪念的文章……NMt纽约《新群众》杂志发表了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本来是作新闻通讯用的……”
接着是一段关于她个人的幽默话：
“NM的作者介绍中说我是1890年（实际上是1893年）出生的……我觉得很有趣——难怪所有的外国记者都说我看起来比他们原来想象的要年轻。”
如果宋庆龄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在密报中怎样描写她，准会觉得更加有趣——尽管也更有辛辣味道。这个特务偷进格兰尼奇所住的公寓，发现了这封信，就做了一个复本送给联邦调查局，但不知道写信的女人是谁，就说写信的人叫“苏西①，一个住在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女党员”，从公寓里查到的照片看来，“显然是一个年在30至35岁之间的中国妇女”——这个估计比她的实际年龄小10岁，她当时是46岁。
①苏西是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学院上学时用的小名。——译者
这个密探的“情报”都错了，只有一点是对的——在精神和体力上、同样地在外貌上，她仍然年轻。
欧洲爆发战争的前后，宋庆龄不断强调西欧和远东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她呼吁，对前者的注意不要造成对后者的忽视。1939年在香港“三八”妇女节集会上她发表的题为《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①的演说是有代表性的：“我们中国人民已和这种恐怖的法西斯侵略作了一年半以上的斗争……同时也为着你们的和平作了斗争……如果中国投降，如果中国不战而沦为日本法西斯军事机构的一个物资供应基地和人力补充站，那末，请想一想，我们还能够在香港安静地坐在这里吗？！”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10—115页。
像每次讲话一样，她没有忘记指出，最需要援助的是中国的游击队战士们，因为“在中国的最大部分的日军不是在前线上跟我们的国军作战，而是在徒费气力，镇压成千成万的、在所谓占领区内长成的游击队伍所组成的人民军队”，而“这些英雄们不仅是用老式的步枪、有限的弹药、土制的手榴弹、镰刀、刀剑、棍子和拳头，在跟具有各种现代战争的技术装备的敌人作战；他们不仅是连最起码的医药供应都没有；而且……迫切需要衣服和粮食……我们需要帮助这些无名英雄；他们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
（八）同印度的相互同情；与尼赫鲁的通信
在那些战争的年代里，宋庆龄不仅是对西方国家讲话。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她积极表示对印度自由运动的同情。从她早年同孙中山在日本时起，她的这种感情一直是非常热烈和强烈的。她在香港表达这种感情，对港英当局来说，比她批评英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更不受欢迎。她这样做又一次表现出她的有原则的独立性。
自1938年以后，她恢复了同尼赫鲁的通讯，他们最初是1927年在莫斯科认识的。她的第一封信①是托一位年轻的英国人约翰·利宁（保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