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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当时我想，我自己有家了，经国先生那么忙，看看这个好媳妇，然后有一个孙辈陪着他不是很好吗？我很单纯地这么想，可是都是没有结果，同样的孝慈结了婚提出这样的要求也都没有结果。但是后来我们理解了，我说我们可以体会，他这样是因为他在“政府”里面，在政治地位上负了更多的责任，因为后来我也在“政府”工作，我也知道什么叫做困难的环境，完全能够体会其中的不易。后来我们也就不要求了。所以像你刚刚说的，经国先生跟我还有孝慈以父子的关系见面是没有的，这是外面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有人以为孝慈他在学术界发展，我在“政府”工作，因为有经国先生的关系，所以得到很多的帮助等等，当然我承认间接的余荫影响是绝对有的，可是绝对不是直接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见到父亲，我也没有办法跟父亲表达什么。
白岩松：你和经国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蒋孝严：一句话也没说过。当然我们见了一面，已经是经国先生过世以后，是在1988年。他过世之后，我跟孝勇、孝武（蒋孝严的同父异母兄弟）都处得很好。
做蒋经国的儿子真难（2）
白岩松：经国先生的儿子？
蒋孝严：对，孝勇那时候最接近经国先生，我在“外交部”工作，我们有宿舍。经国先生过世时，晚上我们三个人赶到荣总怀安堂，经国先生就停放在荣总医院那个冰库里面，那时我们见了一面，是最后的一面，也是第一面，可是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场景。当时我跟我弟弟，我们跪在地上哭也来不及了。当然了，这都过去了，这都过去了。可是我觉得我跟我弟弟总算……
白岩松：那种感觉可能不仅仅是像很多孩子跟父亲的告别，可能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眼泪？
蒋孝严：那当然，我想那是很难形容的，因为我在“政府”工作，他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总统”。见一面怎么居然会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为什么不能够早几年？能够分他的忧，分他的劳。当然，他有很多的困难，我可以体会。我们见过一次面，那时候我是在“外交部”工作，刚刚从欧洲回来，那时候是1972年，见面的时候是1973年，在一个外事联系的酒会上，我是最基层的一个科员，主管欧洲的事务。后来他也来了，我远远看着，那种感觉是相当复杂的，我可以这么说。
白岩松：他知道你在吗？
蒋孝严：我们两个目光有接触，可能我后来马上闪开了。照道理讲，在这个场合，“政府”的一些基层人员或者是高层人员都会去致意的，握个手什么的，可是我却没有这么做，我也没有办法那么做，我不能假装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去握个手，去问好。后来我还是躲在一边，躲开。
白岩松：但是看经国先生的眼神，他知道是你吧？
蒋孝严：我的感觉是他知道，也可能是主观，可是我相信他应当看得出我来，因为根据王升王将军讲，我们每段时间的照片都会送到他那里，当然王将军讲的是不是实话或者是不完整的，我没有办法去判断。
白岩松：后来在你们长大了，尤其在做公职人员之后，父亲有没有通过王升或者其他渠道给过你们一些嘱咐或者是像父亲给孩子的劝告、忠告一样的东西？
蒋孝严：我希望有，可是没有。甚至于我在出任公职过程里面也没有得到照顾，反而因为父亲受到了一些升迁上面的延宕，而不是速度加快。
这是外面也不能够了解的，经国先生并没有说是通过谁或者通过别的部门，或者是其他的人说这个人你要好好提拔一下，根本没有。
白岩松：现在蒋介石先生和经国先生都在台北县，这不能叫安葬，因为没有回归故土，那你改完姓之后有没有去爷爷、父亲那儿？
蒋孝严：我都去了，我改姓的第二天我就去了，跟他们报告。然后在今年的清明节我也到奉化西口去跟列祖列宗也报告了，也到王太夫人的墓去祭拜。
白岩松：爷爷知道了之后，虽然不承认说一定要用这个姓等等，但是毕竟把族谱中的孝字给了你们，这是事实吗？
蒋孝严：这是事实，事实上我们在桂林的时候，经国先生告诉我母亲，这两个字名字是老总统取的，一个叫孝严，一个叫孝慈，他们就叫蒋孝严，就叫蒋孝慈，就是如此，而且要他带我母亲去见王太夫人，可是不幸，王太夫人被炸，日军的飞机炸奉化西口的时候遇害了。
当然这是蛮遗憾的事情。我母亲过世以后，我们到万安住了两年，从万安再到贵州的同门县我大舅舅那边，我外婆带我去的。那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些恐惧，因为对我母亲怎么遇害的，我外婆始终认为是有问题的，也怕我们两个孩子再进一步地受到伤害，所以原来我们叫蒋孝严、蒋孝慈，就不敢用蒋字了，孝严、孝慈也不用了，就叫大毛、小毛，在学校里面就是章大毛、章小毛。
屡次想见宋美龄而不能如愿
白岩松：这带点隐姓埋名的考虑了，因为我觉得老人的考虑有他的道理，因为毕竟您母亲在您6个月大的时候突然死亡让很多人会有一种猜测，是不是由于政治的考虑、家族的考虑等等很多因素导致的？但是在您改姓和认祖归宗的过程中其实不仅仅是爷爷，刚才讲得已经很明白了，包括奶奶，包括继母，包括蒋家其他人的一些态度似乎都……听说你屡次要求见宋美龄女士，但是也没有成功？
蒋孝严：我见老夫人事实上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可以去见的。那时候我已经当了“海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也相当于部级的首长。后来我在1990年担任职务的时候，国民党已经在转型，我作为“海工会”的主任到美国去访问。
白岩松：宋美龄先生……
蒋孝严：她就在纽约，她是中国国民党评议委员会的主席，像我刚才所说的，我去见见她老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在工作范围内，按理说我要跟她报告海外的工作如何如何。到了纽约，我会请她的办公室的人通过我们在纽约的人员报上去。
在那边等了一天没有结果，当然我也不意外，我想可能不是那么容易，那只好败兴而归，就是有一点失望。到后来我又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了，“侨务委员会”的负责人，你们叫侨办，我当时是侨办主任的身份。
白岩松：见面更是工作之内的事情？
蒋孝严：海外那么多侨胞欢迎我，纽约欢迎我的侨团轰轰烈烈的，整个唐人街都堵住了，车都不能进去。我走过去，他们夹道欢迎，我心想要跟老夫人报告这种情况，但结果还是一样。后来我又担任“外交部”的最高职务，到纽约去还是见不到。我担任党的秘书长，那更应当跟她报告情况了，我私下当然想见见我的祖母，我当然想见她，但没有办法如愿。
白岩松：换了各种各样的身份？
蒋孝严：都没有办法，我想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一个机会担任这么多职务，而且我心想她站在蒋家大家长的立场来看，有个惟一能够在“政府”里面一步一步做上来的这么好的晚辈，鼓励鼓励他也好嘛，我心里这么想的，可是没有办法。
骨肉分离，有怨无恨
白岩松：我不知道在这几十年当中，你们吃过很多苦，甚至叫大毛小毛，在新竹的时候那么艰难，周围的人议论纷纷，在您的心里有没有恨过、抱怨过？
蒋孝严：有过不满，我没有恨。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遭遇？我跟我弟弟也不是圣贤，我们总是有情绪的。外婆贫病交加，没钱送医院，就这么过了冬天，回来到底什么病我们都不晓得。我舅舅也因为我母亲在桂林的医院过世，对医院特别恐惧，不去医院，回来他自己就去买成药（中药），他早一点看了广告，就去买成药替外婆治病。后来我舅舅自己青光眼，也不敢到医院，一拖，两个眼睛全瞎了，就是因为桂林的事情产生了一些后遗的心理冲击。在新竹那段时间，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们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有一点不平，有一点不满，但还不致于恨。我想一个人总有这种天生的父子情感，这是很难去形容的，我们只是渴望得到父爱，可当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尽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