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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揭示了《三国志》的思想特点。
明乎得失是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治军理政，同时也指门阀世族如何在纷杂的政局中看清得失利害，保全身家。有益风化则指有利于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有利于维护世族利益。
陈寿在书中宣扬了君权神授思想。在《武帝纪》中记曹操破袁绍后，交待50年前就有黄星出现，预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权的兴起。记曹不称帝时，又讲有黄龙出现在曹操的故乡。对于蜀吴的称帝，陈寿也点明是天意所在。从这种天命论出发，他赞成前朝旧臣变为当今新贵，却指责失败的政治家不识时务。按陈寿的看法，朝代的兴替由天意决定，谁建立了政权，谁就是天命攸归。服从新朝也就是顺从天意，这是符合当时世族的政治利益的。当朝代变化频仍的时候，只有这样，世族才可进退裕如，尽量免遭损失。
书中很重视杰出人才的历史作用，对于诸葛亮、曹操、刘备、孙权诸人的能力与历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写与叙述。对于人事、人谋对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影响，书中也作了大量记述，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重人事与重天命思想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三国志》的矛盾特性。
陈寿还通过历史人物宣扬了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
书中记臧洪率东郡军民抵抗袁绍，最后全城战死的事迹很有代表性。当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时，臧洪让手下吏士各自带领家小逃走，手下之人都坚决要求战死到底。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后，主簿从内厨中取出珍藏的三斗米，臧洪吩咐作成薄粥，分给全体将士，又“杀其爱妾，以食将士”，感动得“将士咸流涕，无仰视者”。最后“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三国志·吕布臧洪传》）。陈寿在这里表示了他对节义的向往，也写出了书中较为生动的片断。他宣扬忠贞节义与宣扬顺天达命，勉为新朝臣僚的作法，好像是互不相容，其实都可以在世族的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顺天达命，袍笏登场，世族中的头面人物要随波逐流，以保其荣禄富贵；忠贞节义，死而无悔，世族的部属们却要全忠仗义，为主子而慷慨赴死。他们维护了封建伦理，也维护了世族的根本利益。
《三国志》深深地打着时代的印记，准确反映了这一时期世族门阀政治的特点和时代的需要。
《三国志》只有纪传，没有表、志，缺少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记事过于简略，提供的历史资料不够丰富，是它的又一缺点。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弥补了《三国志》记事简略的缺点。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他的《三国志注》引书200余种，补益了大量史实，人称《三国志》功臣。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归纳他作注的体例有六：“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一曰参诸家之说，以核同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这个归纳是准确的。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三十八：《晋书》
“铨次旧文，裁成义类”
在五代纪传修成10年之后的贞观二十年（646年），李世民决定重修晋史。他组织了一个人员众多、人才济济的修史班子，从当年开始工作，经过不到3年的时间，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修成了130卷的《晋书》。唐太宗亲自为书中的《宣帝纪》、《武帝纪》和《陆机陆云传》、《王羲之传》写了论赞，所以《晋书》旧题“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晋书》是真正成于众手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参加修撰的人员如果算上唐太宗，则有22人之多。这个写作班子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房玄龄等3位监修负责全面领导，来济等14位撰稿人分别撰写各部分稿件，考证类例的令狐德棻等4人则负责全书的发凡起例和审正定稿工作，其实就是全书的主编。这样的分工组织，保证了全书的顺利修成，也为后世分工合作写作史书树立了一个样板。
两晋南北朝期间，有多人撰写过晋代历史。唐太宗下诏修《晋书》之时，还有十八家晋史传世，这十八家中有纪传体八家、编年体十家。唐太宗认为这些史书有的繁杂寡要，有的空洞鄙陋，有的记载不全，都不能使人满意，这是重修《晋书》的外在原因。借修晋史之机宣扬囊括华夷的大一统思想，为自己以至后来的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则是更重要的思想动因。唐修《晋书》问世，十八家晋史全部亡佚，说明新书确有胜于旧作之处。
《晋书》有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记述西晋武帝太始元年（265年）到东晋恭帝元熙九年（420年）两朝共156年的历史。书中还追述晋的先世司马懿等自汉末以来的事迹，旁及十六国的君主和名臣，包罗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烦杂纷乱之感。《晋书》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在帝纪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纪，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载记之体略同于《史记》中的世家，但世家记诸侯国历史，反映的是先秦贵族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特点。载记的名目来自《东观汉纪》，可《东观汉纪》用载记记载平林、新市及公孙述的事迹，不过是作为列传的补充。《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晋书》还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练的长处。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还有君臣矛盾、抗战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载《徙戎论》，《温峤传》载《奏军国要务七条》，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李重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