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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商四肢跪在地上，前后摇晃着脑袋，像头快入睡的大象。弗劳尔斯把他推到前面说：“我得看看这桩案子，看着这个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也有你的值班号码，我不会让他跑掉，也不会遗失其中任何证据。”
警察的声音低了一下：“你用不着发火。我会尽职的。但是，你应该明白——一个人总得想法子活着。现在是困难时期。也许这个人只是为了付清医疗费用。再说，从我们这面看，假如我们把抓到的每一个投机贩子都押进城去，那么城里的监狱里都要挤满犯人了，让我们拿什么喂他们？”
“那是你的事，警官先生。”弗劳尔斯低头看看那投机商，那人正用手摸摸后背说：“我还活着。”
“我的任务是拯救生命，而不是杀人。”弗劳尔斯断然说。
一听这话，投机贩子抬头叫道：“你！你这下流的抓人恶魔！约翰·布恩会让你好看的！你这个屠夫！”
“行了！行了！”警官打断了他，把他拉到脚边说，“你活该！”
然而，警官的双手用力十分温柔。弗劳尔斯讥讽地撤了擞嘴唇。
弗劳尔斯驾车往前开去。
那座房子位于一片空地边上，空地上撒满了破碎的管于和机器，还有些报废了的井架设备。院子里曾经是铺平过的。可是现在，当弗劳尔斯开车进去时，觉得简直是开在一条布满砾石的小道上。
他关掉车灯，坐在黑暗中，两眼愣愣地望着这个地方。房子是幢两层楼，还有一个顶楼。门廊破烂不堪，所有的窗户都黑乎乎的，没有一丝亮光。
是不是住址弄错了？常会有这种事的。
正当这时，他看到两层楼上西面的一扇窗里闪起一点亮光。
弗劳尔斯小心地踩着陈旧的楼梯往上爬。弗劳尔斯敲响了一扇破旧的房门。没人回答。四周只有救护车发出的声音令他感到一丝安慰。
他试着转动了古老的铜制门把手。门开了。他掏出了手枪，谨慎地朝里走去。里面右边是三合板制成的一个拱门，三合板早已被虫子咬得空空洞洞。再往前走是一排楼梯。
楼梯尽头有好几扇房门。弗劳尔斯往右走去。他试着推一扇门，可门锁着。锁在他手里叮当作响。
他不安地凝神听着这房子里的声响。这幢老房子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响让人觉得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似乎也有了生命。弗劳尔斯的肩膀不由得抽动了一下。
门开了。一个姑娘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他注视着她，发现她大约五英尺高。她那黑头发如果放下来的话一定很长，弗劳尔斯心想，可是现在，头发是盘着的，像顶桂冠一样。
她的脸长得很细巧优雅，皮肤白皙。她穿着黄色的裙子，飘飘然的，束着腰，显得很小巧。他突然注意到她是瞎子，角膜白白的，蓝色眼睛接近黑色。
“你是那位医生吗？”她的声音低低的，很温柔。
“是的。”
“快点进来，别惊动住在这儿的人。他们可能挺危险的。”
当姑娘在他身后插上门后，弗劳尔斯观察了一遍房间，房间相当大，曾被用作卧室，现在被当作一个单间公寓来用。里面放着两把椅子，一只煤气炉，—只板条箱用作桌子，一只煤油灯，还有一张木头做的帆布床。
帆布床上躺着个60岁左右的男人，闭着眼睛，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他的呼吸声听起来格外响。
“是肖梅克·菲利浦吗？”弗劳尔斯说。
“是的。”姑娘回答。
“你是他女儿？”
“不，没有任何关系。”
“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生病了。”她简单地说。
弗劳尔斯审视着姑娘的脸，从她平静安详的脸上什么也没看出来。
弗劳尔斯坐在帆布床边，打开随身带的黑包，动作干净麻利地拿出一大堆仪器。他拉开线头，一头搭在老人的心脏部位，另一端系在老人的手腕，第三根放在手心里。他把血压测量器的带子包在老人的手臂上，看着测量器压力变大，往老人嘴里塞进护牙，在老人头上盖了顶软帽，……
当他做完这一切时，肖梅克早已是成了一只粘在蜘蛛网里的苍蝇了。
过了1分钟23秒，弗劳尔斯注意到了病人前臂上的胶带。他皱皱眉头，把它撕掉。胶带下面是块浸满黑血的绷带，在大静脉处有一割裂口。
“这人病了以后谁在他身边？”
“是我。”姑娘清楚地回答。
帆布床头下面放着个夸脱瓶。里面盛着一品脱的血，血虽然已经凝固，但还热乎乎的。弗劳尔斯慢慢把瓶子放下。
“你为什么给这个人施行放血手术？”
“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他的性命，”她柔和地说。
“现在可不是黑暗的愚昧时代，”弗劳尔斯说，“你也许会把他置于死地的。”
“你好好学点吧，医生。”她柔和地说。“有些时候，当其它所有的办法都不行时，放血是最有效的——例如，大脑出血。放血能够暂时降低血压，可以让破裂的血管里的血得到一个凝固的机会。”
不自觉地，弗劳尔斯朝黑包里看了一眼。包里面，各种诊断治疗仪器亮铮铮的。是脑出血。还好，还有希望治好。出血现在已经停止了。
他从包里掏出一个袋子，拉开袋子，取出包扎用品，包好伤口。
“法律规定没有执照是不能行医的，”他缓缓地说。“我得向上面汇报你的事。”
“难道我应该眼看着他死？”
“可以叫医生给他治病。”
“他是叫了个医生。可你一小时半后才到这儿。如果等你来，那他肯定会死的。”
“我已尽快赶来了。要在夜里找到这么个地方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并不是在责备你。”她把手伸向后面，摸索到后面的椅子，然后坐了下去，轻轻地，优雅地把那双白皙的手叠着放在膝上。“你刚才问我为什么给他放血，所以我才告诉你的。”
弗劳尔斯沉默了。这姑娘的逻辑无可挑剔，但她还是错了。没有理由能够原谅违反法律的事。
“你很幸运，”他说，“要不然，你判断出错，事情可就不一样了。”
“对死亡而言，就没多大关系了。”
“但他还是有可能死的。”
她站起身，自信地向他走来，把一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然后靠过去摸了一下肖梅克的额头。“不，”她说，语气中充满了一种异样的坚定和信心。“现在他会好起来的。他是个好人。我们不能让他死。”
姑娘离他很近，散发出温馨的气息，充满诱惑。弗劳尔斯觉得自己的血压在上升。为什么不？他想，她只不过是个市民。但是他不能，这并不是为了医生的职业道德，也许，是因为这姑娘是个瞎子。
他一动不动，但是她收回手走开了，仿佛是感觉到了他内心的汹涌激情。
“我得把他送到医院去，”弗劳尔斯说。“除了脑溢血外，还有感染。”
“我用肥皂擦了手臂，又用酒洗了一遍。”她说。“我把刀放在火上烧过，绷带也在灯上烤过。”
她的手指上好像起泡了。“这次你很幸运，”他冷冷地说。“下一次，会死人的。”
她转过脸，朝着声音来的方向。弗劳尔斯觉得她这动作出奇地令人心动。“当有人需要你帮助时，你能怎么样？”
这话真像一位医生面对芸芸众生的呼救作出的回答。他猛然转向肖梅克，开始收拾治疗仪器。“我得把他抬到楼下的救护车里。你能替我拎这个包在前面照路吗？”
“你千万不能带走他。他签了医疗合同，可又付不起了。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对待他的。”
弗劳尔斯正在整理拎包的手停了下来。“假如他是个欠钱不还的病人……”他的声音微颤，显得有点生气。
“那你会怎么样？”她静静地问，“如果你快要死了，孤苦伶仃，你难道不会请求帮助？任何一种帮助？你难道不会无视法律？他是签过合同，但他所支付的钱已让他破产了，连家也抵进去了，只得到这儿维持生命。可是当他病了的时候，他信守诺言，正如一个临死的天主教徒总要召唤他的神父一样。”
“行了。”他说。
他拎起包，锁上了，然后就朝门走去。
“等等！”她说。
她摸索着朝他走去，他回头看着她。她的手向前伸着，直到手指碰到了他穿着大衣的手臂。“我想谢谢你，”她柔声地说。“我原以为医生们几乎都没有什么怜悯同情心的。”
有好一会儿，他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冰冷麻木，接着升起一股怒火。“别误会了我，”他粗声粗气地说，一边用劲甩开她的手。“我将把他的名字上报，还包括你。那是我的职责。”
她的手滑向一侧，显出十分遗憾的样子，为她自己的错误，也为人类的天性。
她走到他前面，打开门栓，转向他，“我相信你不会真的如你装的那样冷酷无情。”
他怔住了。他确实不冷酷。他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