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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974 年，孟加拉陷入饥馑之中。
我任教并担任经济系主任的大学，位于这个国家的东南端。开始时，那些关于发生在北方遥远村落中的死亡与饥荒的报道并没有引起我们太多关注，但是随后，瘦骨嶙峋的人们开始出现在首都达卡的火车站与汽车站。很快，这些小股的人流就变成了一场洪水。饥饿的人们涌遍全城。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至于无法确定他们是死是活。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儿童都一个模样：老人看起来像孩子，而儿童的样子像老人。
政府开设了救济粥棚。但是很快，所有新开的粥棚都没米了。报社向全国提出警告：饥荒将继续蔓延。研究机构搜集数据，分析造成突然向城市移民现象的根源。宗教团体动员起来，将死者的尸体从大街上抬走，以适当的习俗将他们埋葬。但是很快，这种收集死尸的简单工作就变得非常繁重，远远超过了这些组织的能力。
这些饥饿的人并不叨念任何标语口号，他们对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城里人毫无要求，只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
人有许多死法，但是，饿死是所有死法中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它慢慢地发生，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生死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直到如此接近，以至于让人无法辨别。饿死如同睡眠一样，静悄悄地、不可阻挡地发生，甚至让人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而一切都是源于每餐饭缺少的一把米。在这个物质丰富的世界里，就那么任由一个还不理解这个世界之奇妙的小婴儿，得不到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乳汁。
她哭啊，哭啊，最终睡了过去。第二天，她可能再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气力了。
过去，向学生们教授那些高雅的经济学理论，总是令我感到快慰，以为那些理论应该是能够医治各种社会问题的。但是在 1974 年，我开始惧怕授课了。当人们在人行道上、在我的课堂对面的门廊里正在饿死的时候，我的所有这些复杂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我讲授的课程就像那些总是好人获胜的美国电影。但当我走出舒适的教室，面对的是城市街道上的现实。在这里，好人遭受命运无情的毒打与践踏。生活每况愈下，穷人更加贫穷。
我所教授的经济理论对周遭生活没有任何的反映，我怎么能以经济学的名义继续给我的学生讲述虚幻的故事呢？我想从学术生活中逃离。我需要从这些理论，从我的课本中逃离，去发现有关穷人生存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经济学。
对于我来说幸运的是，乔布拉村（Jobra）恰巧离校园很近。1958年，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陆军元帅阿尤布汗（Ayub Khan）在一次军事政变中夺取了政权。由于对桀骜不驯的学生们的疑惧，他颁布法令，让所有新建的大学都远离市中心。我所任教的吉大港大学（Chittagong University），当时被建在吉大港地区的山区，紧邻乔布拉村。
紧邻乔布拉村，这为我提供了一个重新学习的绝佳选择。我决定重新做一个学生，而乔布拉的村民将是我的教授。我发誓要从这个村子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传统大学在其学生与孟加拉的现实生活之间，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鸿沟。我不想再按照传统照本宣科地教书，我想教给我的大学生们如何去理解一个穷人的生活。当你将世界放在掌心仅以鸟瞰的角度去审视它时，你很容易变得傲慢自大——虽然你意识不到，一旦拉开距离，事物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了。我选择以“蚯蚓”的视角（the worm s eye view），我相信，如果我贴近贫穷去研究，我会更深切地理解它。
通过对吉大港大学周围村落的反复造访，我得到了许多对格莱珉银行的建立至关重要的发现。穷人教会我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我从他们的立场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我做了很多尝试，有些是有效的，而另一些则毫无用处。其中一个尝试很有收效，那就是向人们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自雇谋生（self employment）。这些贷款提供了一个起点，使那些贷款者可以从事乡村手工业，以及利用他们已有技能的其他方式来挣钱。
我从未想象过，我的小额贷款规划（micro lending program）
会成为一个为 250 万人服务的全国性的“穷人的银行”（bank for the poor）的基础，也没想到它会绵延五大洲，在一百多个国家得到采用。
当时，我只是努力想从自己的负疚感中解脱出来，想要实现帮助几个饥民的个人愿望，但结果并未止于只帮助几个人。那些由于小额贷款而生存下去的人是不会允许我就此止步的。到后来，我也不允许自己就此止步了。
第一章 吉大港，博克瑟哈特大街 20 号（1）
孟加拉最大的港口吉大港（Chittagong），是一个有 300 万人口的商业城市。我是在吉大港老商业区中心的博克瑟哈特大街（Boxirhat Road）长大的。大街上有一条刚刚够一辆卡车通过的繁忙的单行车道，将查克太港（Chaktai）与中心作坊市场连在一起。
我家处在大街上珠宝商聚集的桑那波蒂（Sonapotti）。我们住在20 号，是一座两层的小房子，楼下是我父亲的首饰作坊。小时候，我的世界充满了大街上的喧闹声和汽油味道。卡车与手推车永远在我们的街上堵塞着，我整天都能听见司机的争吵、叫喊和鸣笛声，永远是一派狂欢的气氛。夜半时分，街头的小贩，玩杂耍的，和乞丐们的吆喝呼喊声终于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我父亲作坊中的锤击声、锉磨声与抛光的声音。
我们只占据了楼上的厨房与四个房间：母亲的房间，收音机房间，主房间和餐厅，餐厅一天铺三次地席，供我们全家用餐。平屋顶是我们的游戏场，玩倦的时候，我们经常注视着楼下的顾客与在后房做工的金匠来消磨时间，或者就看着外面那无尽变换的街景。
博克瑟哈特大街 20 号是父亲在吉大港的第二个商号，第一处商号被一枚日军炸弹炸毁了，父亲只好放弃了它。1943 年，日本人入侵邻国的缅甸，并威胁着整个印度。然而吉大港一直没有遭到严重的空袭，日本飞机扔下的更多是传单。我们很喜欢从房顶上看那些传单像蝴蝶般向城市飘落下来。但是，当我们第二座房子的一面墙被日军的炸弹炸塌后，父亲迅速将我们转移到安全之地——他的家乡巴图亚村（Bathua），我是在战争爆发之初出生在那里的。
巴图亚离吉大港大约七英里远。我的祖父在那里拥有土地，他收入的大部分来源于农作，但是他对首饰行业更有兴趣。他的长子，我的父亲杜拉米亚（Dula Mia）也进入了首饰行业，并很快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制造商和为穆斯林顾客服务的珠宝饰品商人。父亲是个心肠很软的人，他很少处罚我们，但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他有三个铁保险柜，每个都有四英尺高，嵌装在商铺柜台后面的墙壁里。
店铺开门时，他让保险柜也敞开着。保险柜厚重的门里面是镜子和格子，看上去根本不像保险柜，而更像是商铺货架的一部分。在每日的第五次祈祷之前，也就是关门时分，父亲会把这些保险柜的抽屉都关起来。直到今天，我仍然能记起那些没有上油的合叶发出的吱扭声和每个保险柜上的六把锁一一被锁上时所发出的咔嗒声。这些声响刚好给我和哥哥萨拉姆（Salam）足够的时间，丢下手头正在做的无论什么事飞跑到书本旁。只要父亲看到我们坐在那儿读书，他就会高兴地说：“好孩子，好小伙子。”然后他就去清真寺做祈祷了。
父亲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曾三次去麦加朝圣。他总是一身白色的穿戴，白色的拖鞋，白色的宽松裤，白色的束腰外衣和一顶白色的祈祷帽。那副方框玳瑁眼镜和花白的胡子，使他具有知识分子的样貌，但他从来就不啃书本。拥有一个大家庭和一个成功的企业，使他没有什么时间来查看我们的功课，他也不喜欢那样做。他将生活分别投入到工作，祈祷，与亲人们身上。
与父亲形成对比，我的母亲索菲亚卡图恩（Sofia Khatun）是一个有决断的坚强女人。她是家中的纪律执行者，一旦她咬住下嘴唇，我们就知道，别想试图使她改变主意了。她想要我们都像她一样有条有理。她对我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母亲十分善良并充满同情心，总是周济从遥远的乡下来看望我们的穷亲戚。是她对家人和穷苦人的关爱影响了我，帮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