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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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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希望有一天也能写出类似的东西,甚至更好的东西。我从自己一开始写作起,就没有希望自己是个三流作家,或者仅仅满足于发表两篇小说。要么不写,我写就要写得很好很好,基本上是这么想的。川大有个图书书库,我把92年的杂志看完了,那些比较重要的,比如《十月》、《收获》、《当代》、《青年文学》、《人民文学》、《花城》全部看完了。看完了之后,我就产生了愿望多看一点,就跑到过期书库里面去。那里有从80到92年的每一期杂志。凡是好的,得到公认的杂志,我是全部看完了的。
  甘文丰:对文学界也有个清楚的了解了。
  雷立刚:对。文学思潮的发展,整个文学界争论的变化,写作方法的变迁,就有个比较宏观的把握。我开始写作是93年,那个时候文学的热潮已经过去了,那种一篇小说红遍全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文学已经不能给人带来利益了,我很清晰地知道,文学能迅速给人带来功名利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甘文丰:当时贾平凹很红。
  雷立刚:当时他赚得少一点,但是贾平凹的书一直很畅销。他有一本散文集很打动我,叫《坐佛》。有一天晚上没书看,正好有《坐佛》,我从晚上十二点一直翻到早晨六点,看了一个通宵。
  甘文丰:你看书的速度怎么样?
  雷立刚:看情况,不是每本书都值得精读。尤其在自己以写作为目标之后,因为读有时反而会耽误写。
  甘文丰:你能控制自己的速度?多数人当我们遇到我们喜欢的书的时候,阅读速度就会加快。
  雷立刚:这就是文字工作者和非文字工作者的区别了。当一个作家是很悲哀的事情,看到喜欢的书就会慢,看到不喜欢的书才会快。这是个无可奈何的事情,不是个好事情。阅读不是为了兴趣了。
  甘文丰:还记得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吗?
  雷立刚:我写的第一篇叫做小说的东西,是受马原影响的。马原的其中一个代表作是《冈底斯的诱惑》,我当时看了很喜欢这个小说,也喜欢这个名字。我的第一篇小说就叫《冈底斯的诱惑》,然后题记就说是献给马原,仅仅是因为尊重他。
  甘文丰:开始给杂志投稿了?
  雷立刚:《冈底斯的诱惑》写了之后发在成都的一个民刊上,读者主要是学生,颇受好评。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写一个中篇呢?我一直想写一个自己成长:童年、少年、青年的过程。《铁路》,后来发表在《青年文学》2001年第三期。其实写是93年写的。当时刚写完投稿了一次,没有音讯,我并非是为了发表而写作,因此缺乏广泛投稿的热情,懒得再多投,压在一堆手稿里,类似的小说还有两篇,整个大学时代我写了三篇小说,后两篇写好就放箱子里。直到2000年我的生活发生剧烈变动,才开始把它们逐步投出去,后来这三篇小说分别发表在《北京文学》、《青年文学》、《时代文学》上,都是国内文学界有影响的期刊。
  国内的作家中,雷立刚喜欢余华、莫言、格非。国外的是博尔赫斯、卡夫卡、艾伦坡。在阅读中,与喜欢的作家的相逢,雷立刚觉得是一种缘分。
  甘文丰: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被关注的?
  雷立刚:一个人的成长充满了偶然的际遇。有的人很有才华,但就是不会被关注。但他们的作品往往有一种更自由的姿态。另外,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并没怎么被关注。
  甘文丰:你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共鸣,你也没有想到?
  雷立刚:开始没有想到。我的写作最开始是比较另类,比较先锋的。包括后来反响大点的《小倩》,还是比较另类的。有手淫,有艾滋病这些东西。但我写它们的出发点和卫慧等人不一样。他们是刻意地去写,我是不刻意回避。
  甘文丰:但它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天涯海角》杂志把它收入丛书中,《南方周末》的“排行榜”也进行了推荐。
  雷立刚:我没想过要成为一个大众化的作家。也没有想通过写作赚很多实惠——何况已经根本不是靠写作赚实惠的年代了。而且我的写作本身又没有想过要让大多数人去喜欢我。结果意外地发现自己不少小说竟然能够被大多数人欣赏。我有一种感动,我发现其实人真的是很善的一种动物。如果一个作家写的很真诚,确实写得好的话,他们会忽略一些哪怕他们不满意的东西,只要他整体上被打动。我就发现,第一永远不要低估别人的能力,第二永远不要低估读者的智慧。
  甘文丰:你在回复网上读者的帖子时总是很客气。
  雷立刚:我至少不是刻意的。
  甘文丰: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你没有真正就一篇文章和他们展开讨论。
  雷立刚:的确。互联网太大了,要遇到一个真正和你在文学思想上能够进行讨论的人很不容易。
  甘文丰:那他们的赞美对你意味着什么?
  雷立刚:给我自信。总体上,我觉得网络就是网络,虚拟的世界就应该让它继续虚拟下去。在生活中我更希望和人打交道,而不是因为我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我现在当编辑,但写作才是我的职业(我觉得工作和职业是两件事情,编辑只是我的工作,饭碗)。我不希望一直生活在职业中。我上网上得晚,但是认识了很多朋友,他们对我很好。
  甘文丰:写作到某一个地方,心中有没有读者?很多作者克服不了这个问题——他们会想象在某个地方,读者发出“哇”的一声赞叹。
  雷立刚:没有读者。作者对读者的尊重,绝不是对读者的迎合。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如果我认为我的这个小说不好,即便所有人都说好,我可能会快乐,有满足感,但是我仍然认为它不好。把自己心里真正想说的话给读者看,这个才是尊重读者。把自己最真的一面给读者,而不是故意,随时想着在文章中迎合读者,这才是对读者的真诚。
  甘文丰:读者自然而然的是要将作家分类的,你觉得自己在哪一类?
  雷立刚:我觉得作家还是应该少考虑给自己分类。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中国相当有名的文学批评家陈晓明先生曾在说到我的小说《飞鸟和鱼》时,认为我是在向商业主义妥协的同时,又保持了一种对道德的批判。
  甘文丰:你和大部分作家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你很能够接受流行音乐和流行文化。
  雷立刚:我对通俗的东西不排斥,我觉得它们可以丰富我自己的体系。我不避讳这些东西,哪怕写最通俗的事情。一个好的作品绝不会因为里面有通俗的东西就庸俗了,要相信自己,如果你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再通俗的东西进入你的小说中,也不会使你的小说通俗化。反之,一个庸俗的作品,哪怕里面全是生僻字,深奥无比的词语,复杂无比的东西,或者里面充满高尚的情操,或所谓悲天悯人的情感……但是,它仍然是庸俗的。
  甘文丰:写作者的个人满足,读者的赞誉,物质的利益,名望,四样东西,你选哪一样?
  雷立刚:我选择自己满足。读者的赞美是很缥缈的东西,今天他赞美你,明天他可能毁你,其实就那么回事。至于利,这是起码的物质基础,商品时代,作家不会很穷很穷,但也不会很富裕,我有心理准备,既然在这个时代选择了从文,就没想过要大富大贵——在中国,那是商人和政客的事情。名,每个人都是重视的,如果我说我不在乎名,这个很假。尤其是我这个岁数,还没有到看破名利的时候。一个人没有得到名利说自己看破名利,喊口号,很空洞,很无聊。但是,比起自我表现满足,还是稍微次要一点点。
  甘文丰:从大学开始,到机关工作辞职,到写作,直到目前,你的生活好像在每一个阶段都处在不同的矛盾中。
  雷立刚:你抓得特别准。我自己有时候也意识到,我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同时往往处在一种矛盾中,我在矛盾的左右摇摆中弯曲着向前走。但是每次走总能拣到一点东西。我想人活着就会有矛盾,不会消失。人有欲望,就面临着无法实现。这就是矛盾。
  甘文丰:你在宣传部门干过,对宣传系统很熟悉,后来又在电视台干过,现在离开媒体了,那么你对个人知名度传播的优势怎么保持呢?
  雷立刚:如果真的能写出一部很好的书,哪怕这几年不与媒体打交道,甚至哪怕几年一篇文章都不问世,也没关系。优秀的作品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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