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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文公直江西萍乡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股长。
（８）《闲话皇帝》事件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将《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决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这件事也被称为《新生》事件。
（９）书报检查处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月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设立。《新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以“失责”为由，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将该会检查官项德言等七人撤职。
（１０）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他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后被杀。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浙江宁海人，明惠帝建文时任侍讲学士。建文四年（１４０２），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
（１１）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请愿一九三五年底，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开放舆论”，“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同年十二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所谓“请政府通令全国切实保障正当舆论”的决议。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指一九三五年底，北平、上海等地文化教育界人士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提出“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的要求。（１２）北五省的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并吞我国华北的目的，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五省指当时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
“彻底”的底子
公汗
现在对于一个人的立论，如果说它是“高超”，恐怕有些要招论者的反感了，但若说它是“彻底”，是“非常前进”，却似乎还没有什么。
现在也正是“彻底”的，“非常前进”的议论，替代了“高超”的时光。
文艺本来都有一个对象的界限。譬如文学，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读者为对象的，懂得文字的多少有不同，文章当然要有深浅。而主张用字要平常，作文要明白，自然也还是作者的本分。然而这时“彻底”论者站出来了，他却说中国有许多文盲，问你怎么办？这实在是对于文学家的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不过还可以另外请一枝救兵来，也就是辩解。因为文盲是已经在文学作用的范围之外的了，这时只好请画家，演剧家，电影作家出马，给他看文字以外的形象的东西。然而这还不足以塞“彻底”论者的嘴的，他就说文盲中还有色盲，有瞎子，问你怎么办？于是艺术家们也遭了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那么，作为最后的挣扎，说是对于色盲瞎子之类，须用讲演，唱歌，说书罢。说是也说得过去的。然而他就要问你：莫非你忘记了中国还有聋子吗？
又是当头一棍，闷死，都闷死了。
于是“彻底”论者就得到一个结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彻底改革不可！
他立定了这个结论之后，不知道到那里去了。谁来“彻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艺家。然而文艺家又是不“彻底”的多，于是中国就永远没有对于文盲，色盲，瞎子，聋子，无不有效的——“彻底”的好的文艺。
但“彻底”论者却有时又会伸出头来责备一顿文艺家。
弄文艺的人，如果遇见这样的大人物而不能撕掉他的鬼脸，那么，文艺不但不会前进，并且只会萎缩，终于被他消灭的。切实的文艺家必须认清这一种“彻底”论者的真面目！七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此生或彼生”
白道
“此生或彼生”。
现在写出这样五个字来，问问读者：是什么意思？倘使在《申报》上，见过汪懋祖（２）先生的文章，“……例如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的，那就也许能够想到，这就是“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的意思。
否则，那回答恐怕就要迟疑。因为这五个字，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
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的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也比较的含胡。我们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们的智识，并且须仗我们已有的智识，给它注解，补足。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话之后，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径就用白话，即使多写了几个字，但对于读者，“其省力为何如”？
我就用主张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举的文言的例子，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
六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汪懋祖（１８９１—１９４９）字典存，江苏吴县人，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教系主任、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五四”时期他就鼓吹文言，反对新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又鼓吹中小学尊孔读经和课本改用文言，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在六月二十一日《申报》发表的《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学习文言固较寻常语言稍难，……而应用上之省力，则阅者作者以及印工皆较经济，若用耳不用目，固无须文言。若须用目则文言尚矣。因文言为语体之缩写，语言注重音义，而文言音义之外，尚有形可察。例如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
“大雪纷飞”
张沛
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
章士钊（２）先生现在是在保障民权了，段政府时代，他还曾经保障文言。他造过一个实例，说倘将“二桃杀三士”用白话写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多么的不行。这回李焰生（３）先生反对大众语文，也赞成“静珍君之所举，‘大雪纷飞’，总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来得简要而有神韵，酌量采用，是不能与提倡文言文相提并论”的。
我也赞成必不得已的时候，大众语文可以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而且在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在采用。但是，两位先生代译的例子，却是很不对劲的。那时的“士”，并非一定是“读书人”，早经有人指出了；这回的“大雪纷飞”里，也没有“一片一片”的意思，这不过特地弄得累坠，掉着要大众语丢脸的枪花。
白话并非文言的直译，大众语也并非文言或白话的直译。在江浙，倘要说出“大雪纷飞”的意思来，是并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的，大抵用“凶”，“猛”或“厉害”，来形容这下雪的样子。倘要“对证古本”，则《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一个人从学校跳到社会的上层，思想和言语，都一步一步的和大众离开，那当然是“势所不免”的事。不过他倘不是从小就是公子哥儿，曾经多少和“下等人”有些相关，那么，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记得他们有许多赛过文言文或白话文的好话。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大众虽然智识没有读书人的高，但他们对于胡说的人们，却有一个谥法：绣花枕头。这意义，也许只有乡下人能懂的了，因为穷人塞在枕头里面的，不是鸭绒：是稻草。
八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章士钊（１８８１—１９７３）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