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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思绪：
这个叫小荣的卖花女在渐渐亮起来的晨光里匆匆离去，把那一束暗色的玫瑰花和一个沉重的故事留给了我，使我觉得这个即将到来的早晨黯淡无光。
总要承受黑暗使我对自己做的这个采访产生了怀疑，有没有必要把这些肮脏的东西讲给人们听，写给人们看，把这些丑陋而贪婪的人一个一个在这里示众，我不知道。
可是这个个子小小，岁数小小的卖花女，这个心眼多多，嘴巴甜甜老练而从容的卖花女，就是在这样的人群里从柳荣变成了小荣——卖玫瑰花的小荣。这个名字和她的玫瑰花整条街都知道。
可她赚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小荣只知道那个用她来赚钱的人目前很阔，还娶了个漂亮女孩做老婆，其他的一概不知。
我只能在这里套用一句广州话，表达我自己，“这里的黑暗好，黑暗呵”！
我无法预测小荣的将来，这个9岁的女孩还需要奔波多久，我只是觉得生存的压力过早的剥夺了她做为一个孩子的权利。也许是因为贫穷，她的父母连那种天然的本能也荡然无存，拿两个柔弱的小女孩在广州街头上挣扎，挣来的钱盖起的大屋想必他们是要留给儿子的。
可是这种心安理得是多么的无知与愚昧，小荣没有读过一天书，希望工程从来没有发现过她的存在，我估计她可能连户口都没有，不是，一场大水已经让湖北的一个地方一下子多出7000多个“黑人”吗？
见我采访完小荣一脸的沉默与无奈，朋友又来了，
“怎么样？我说你是自己找麻烦吧，趁着没出事，我们赶紧走吧，这地方我以后可不能再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早已经有人盯上我们了。现在是知道的越少越没事，而且，这些女孩你也不能全信她们，她们早已经在社会上学滑了，难得有句实话，你就别在这瞎操心了，广州这地方不需要责任感”。
朋友说的话我虽然并不完全同意，可几天后，我开始认同他的观点。
因为我花了120元钱从小荣手里买的那两打玫瑰花，在清水里呆了一个星期都没有绽放的迹象，我他细去看那些花苞，发现花心早已烂掉，这是一些永远也不会再开放的花蕾。
我不知道是因为受了伤还是压根就是些不会开放的种子，我只知道我要是再见到小荣，我还会再买她的玫瑰花，因为她看上去真的是很天真，很可爱。
也许龙仔们就是这样阔起来的，我一下子有点明白了。
第十章
他说，“我无儿无女也种不了地，和老伴出来要饭吃，也比在家里等着饿死强，但是我参加过鲁西南战役。是一级残废，我有优待证，我可以给你看”……
——在战争中曾经推过独轮车，丢掉了两条腿的乞讨者。
夏天的济南热的象打不开盖的笼屉、尤其是济南火车站，这个山东最大的交通枢纽，热闹的象骡马市，大人喊孩子叫让人直犯晕。“
我到这里是为了找一个人，因为他们跟我说这是他最常呆的根据地。
我说的这个他，是一个70岁的“老同志”，称他为老同志是因为他在村里有一点声望，这一点声望源于他的历史，因为他曾经参加过鲁西南的解放战役，虽说是推独轮车送弹药的民工，可是，炮弹不认人，他在战场丢了两条腿。
他的老伴没有嫌弃他，是因为自己没能为他生个一男半女，这对夫妻就这样相依为命从中年走到老年。
我知道他也是因为一个朋友，我的这个朋友同他是一个村的，而且，论辈份还得叫他声“爷”。
有一天，朋友非常情绪化地给我打电话，他对我发牢骚，说：
“你知道吗，连我们村里那个老同志，也上济南要饭去了，我想你不是正在搞这方面的调查吗，有必要去找他聊聊，这是个不错的话题。”
朋友的老家是山东省的老区，也是革命时红得出了名，搞经济时穷得出了名的山区。
在那里荒年的时候出外乞讨是很正常的事情，连村长都带上老婆孩子出去要饭，这些朋友都给我讲过。
可也许由于这位“老同志”背景比较特殊，因而，他如此的举动不可避免地成为新形势下的新情况，值得引起朋友的如此关注，对我来说，当然就更充满诱惑力。
我知道济南夏天的残酷，更知道信息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就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不会放弃任何机会，所以我来到了济南。
一连几天我没有找到目标，我有些失望，也许朋友提供的信息准确性有问题。正当我准备坚持最后的十分钟的时候，目标终于走进了我的视线，我看到“老同志”坐一个马扎，慢慢用手向我走来。
对于乞讨者来说，济南火车站外面实在是天堂，这里人来人往，各色人等，只要偶尔有人动心，养活自己没有问题。
“老同志”很正规的用一个旧日茶缸，承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同情心，然后，把大一点的毛票卷起来塞进自己的腰带，茶缸里又只剩下零星的硬币。
我后悔没有带一张与朋友合影的照片，那样事情就会简单多了，可现在我们的交情只能从头开始。
也许人老了，戒心便也随之放松。与“老同志”接触真的没费什么劲儿，当我提起“猛子”——我的那个朋友的小名时，“老同志”竟急急忙忙往四边看看，发现的确没有什么熟人时，他才孩子般的对我笑笑：“认识，认识，他还得叫我爷呢。”
“我是猛子的同班同学，我早就听猛子提起过你，你住在哪儿，我可以去看你和大娘”。
我知道好容易用手走到火车站，我在这儿继续呆下去，只会影响“老同志”的收入，所以，我想找个晚上他“收工”的时候比较合适。
“老同志”的远房侄儿在省立医院里面烧开水，所以，锅炉房旁边的一条盛杂物的过道成了他和老伴晚上的栖息地，虽然很热很脏，但总算是一片屋顶。
入夜，医院里很静。我们在锅炉房门前的空地上聊天，感觉不错。
“不瞒你说，闺女，要不是你跟猛子是同班同学，我说啥也不会让你到这儿来，为什么，我怕丢人呵，唉，这把年纪真是越活越埋汰，可我也没办法呀，正好你来，闺女，我也有个人说道说道，我这老婆子是什么都不知道。
过去我从来瞧不起要饭的，我总是认为他们是不务正业，不好好干活光想吃现成的才这样。可是现在轮到我了，我明白了。
本来我在村里还不错，每年有粮食分给我，还有20元钱的残废补贴，我没儿没女的，跟老伴对付着过还过得下去。
那时候我还挺风光的，每年过八·一的时候，乡里的小学要请我去给孩子们做场报告，讲讲打仗的事儿，给我系红领中。我特别重视这事儿，一身制服我从来不舍得穿，但每年的这时候，我都要穿一次，我觉着这是一种光荣。
村里的人也挺敬重我，虽然我这个站着不如坐着高的残废样子根本就不象个人，可出来进去的没有人不跟我打招呼。
我没有儿女，家里有什么事都是村里的人帮忙，那一年我老伴病得厉害，也是他们帮着给送到县医院抢救，才算捡了一条命。
有时候，我们那儿荒年是颗粒不收，大家伙都拖儿带女的出去要饭，我吃野菜也不去，我不愿意丢这个人，我们是老区呵，是革命根据地呵，干不好对不起国家呵。
后来，我们那里也搞起了土地承包制，虽说没有多少好地，除了山头便是山拗，可总也是都种上粮食了，尽管我们老俩口种不了地，村里还是分给我们二分地，由村里的小青年们帮助一块儿给种呵收呵，总算饭能吃上了。
可是，山里人也是心野，慢慢地有许多人出去找活干，干好了便让没出去的人羡慕得要命。就这样，出去打工的人过年回家的时候是一个人，过完年再走的时候就是一批人。先是那些三十几岁的人出去了，后来村里几乎看不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到现在那些十六。七岁的后生也找不到了。
全村上百户人家几乎家家有人在外面打工，这山地本来就不好种，山上缺水，种点粮食要一桶水一桶水往上提着浇，可一个壮劳力没有谁来往上提？
地全荒了吃什么？那些家里有在外边挣钱的可以买着吃，可象我们这样的人家怎么办？
过去还有粮食分给我们，可现在地里不产粮食我们向谁要去。我这个残废补贴倒是从以前20元涨到了现在80元，可80元钱呵，我们光买粮食吃都不够呵。
你说让我向国家伸手去要，这我也不想，活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