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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本伟大小说所需的阅读速度不同。《米德镇的春天》是需要慢慢读的。它不是让读者大步往前走的那类，它是缓缓舒展的。
列夫·托尔斯泰（Tolstoy）
列夫·托尔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
1828…1910
《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战争与和平》比任何伟大作品都更频繁地被称作“世界上最伟大小说”。读者不必被此话吓倒，因为再伟大也是可以形容的，它与晦涩难懂无关，甚至与深奥亦不搭界。只要我们有勇气搞清其中的一些小小的危险事件，这本有关拿破仑时代的宏大编年史就会变得一目了然，犹如在阳光下写出的一般。正如杜斯妥也夫斯基是无意识与反常事物的描写大师，托尔斯泰却是将有意识与正常事物进行鸿篇巨制的大家。他的笔调带着慈爱与安详，他笔下的人物尽管姓名古怪、与我们时隔遥远，却如兄弟姐妹一般使人感到亲切。
初读《战争与和平》的人会遇到下面三种困难：
1。 小说长度惊人。据不太确切的判断，与《堂吉诃德》类似，很多版本都是缩写过的。
2。 姓名怪异的人物表中的人物关系或人物活动错综复杂，完全搞清楚很难。我只能说，如果坚持读下去，人物会逐渐清晰明了的。
3。 故事枝节太多，很难理清。很多批评家就认为，如果不是这一毛病，这本小说就是一部无可挑剔的杰作了。托尔斯泰不是屠格涅夫那样的形式主义者。但他的文字是蔓延的。他脑子里有什么就写什么。你只要抓住他就要牢牢不放。如果慢慢读（应该这样，这本书需要的是悠闲缓慢的速度）或许会发现其中的枝节把握起来并不比《弃儿汤姆·琼斯》（Tom Jones）中到处散落的评论文字困难。
多年前，我对《战争与和平》写评论时，特地总结了它的三处可赞特点：包容性、自然性、永恒性。15年后重读，我又发现了新的特点，特别是他善于揭示读者的内心世界。重读一次后，我发现的这个特点竟然是如此简单而平凡。托尔斯泰曾说：“生活中与艺术中必要的一件事就是讲真话。”从细致一点的角度看，这不难做到——海明威（Hemingway）在描写斗牛时讲的是真话。而以整个人类生活为主题来看，要做到这一点却无比艰巨。《战争与和平》却是以整个人类生活为主题的。
托尔斯泰以身作则实践自己的话。在这部描写拿破仑侵略对整个国家造成的影响的鸿篇巨著中，他从不捏造，从不逃避，他把握生命的要义，以真实而有启发的词句传递每个人物的本色。因此，尽管它部分是关于战争与毁灭的，却称得上是最理智的一本小说。其理智源自于作者对小说人物的热爱，对“一代代演进”（procession of the generations）的关心，对生活大观本身的景仰。
没有《战争与和平》那样难读，而且更短一点的是托尔斯泰的经典爱情小说《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希望你两本书都能读完。
C。F。
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
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
1860…1904
《万尼亚舅舅》（Uncle Vanya）， 《三姐妹》（Three Sisters）， 《樱桃园》（The Cherry Orchard）， 《短篇小说选》（Selected Short Stories）
读契诃夫的戏剧总有难以尽兴之感，因为读者的想象力似乎不能很好地与剧本融合。其剧本的知音是舞台。每一字词都需要从演员的嗓子里发出。剧本对话与肖伯纳的完全不同，既不整洁亦不直率，而像普通的交谈。到处是中断、停顿，制造出一种独特的效果，还有随意的小动作、偶尔的离题、突然的过渡、断续的思想、粗心的句法等。契诃夫故意用这些有失逻辑的对话来反映人物内心深藏的矛盾、困惑和受挫感。
契诃夫没有目的（has no program？）。他是学医出身的，有医生必备的客观冷静。他不关心是否要改变你的思想，他关心的是告诉你有关人类内心的真理。他要让读者感受到在日常生活琐事背后的东西。作为剧作家，他别无选择，只有文字是他的媒质。但他只把文字当作屏风，自己的任务不过是揭示屏风上的漏洞，这样读者就可瞥到屏风后掩藏的事实了。
在上述等方面，契诃夫与易卜生一样，对戏剧写作艺术做出了新的贡献。契诃夫之后，严肃的戏剧从此变了样。
我推荐读的三大契诃夫戏剧的主题都是“废人”。戏剧中的人物：“十月革命”爆发前狭隘的知识分子、小贵族、小地主和小官僚，都是毫无用处的人。他们整日无所事事，眼中只有自己破落的生活。他们是说话之巨人，行动之矮子。他们闻到自身的软弱，如《万尼亚舅舅》中Yeliena Andreevna说的：“这个屋子的东西开始不对劲儿了”，读者自然而然会感到，这个“屋子”就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在《三姐妹》中屠森巴赫（Toozenbach）男爵说：“时间到了：一片可怕的雷云正朝我们袭来，一场疯狂的暴风雨要来冲洗我们！”（《三姐妹》写于“十月革命”爆发前16年。）另一人物欧格拉（Olga）茫然地安慰说：“我们受苦了，后来的人可能会幸福呢。”
但读者不要以为契诃夫是左翼分子，更别说是革命分子。如果能活到1917年，他或许根本就不欢迎“十月革命”。他没有革命思想，只喜欢沉思而已。
契诃夫的沉思是悲观的，确切说是忧郁的。他在暴露狭隘的中产阶级时基调是忧伤的，而非愤慨的。忧伤中甚至还带着幽默。有一次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樱桃园》（大多读者都觉得十分忧伤的作品）“不是戏剧，而是喜剧：某些方面看甚至是闹剧”。
契诃夫角色的情绪是很多人都有的。表现在《三姐妹》中军医官切布狄金（Chebutykin）的一句话中：“这有什么两样？”
然而契诃夫不是虚无主义者（nihilist），他现实中是一个慷慨的人，遵守传统道德，富有同情心。他没有固定或全面的人生观，他感兴趣的是去发觉几乎不可捉摸的人类行为。在此方面比他出色的戏剧家极不多见。他会对朋友说：“让舞台上发生的与现实中发生的一样复杂、一样简单吧。”
契诃夫戏剧所涉及的社会圈相当有限。要充分了解他对其他类型俄国人（包括农民）的理解，需要读他的短篇小说。他是短篇小说伟大宗师之一，他不但推动了现代戏剧的革命进程，更促进了短篇小说的革命化。
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
1862…1937
《乡土风俗》（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 《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 《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
伊迪丝出生于纽约上流社会，但家境富裕程度一般。年轻时的她害羞而热爱读书，并不乐于参与上流社会的活动，而是更喜欢用自己的双眼观察这个圈子。她将聪明才智用于记录“老纽约”家庭的虚荣——紧紧守护与日俱下的财富以及从荷兰祖先那里承袭而来的古老声望——及要跻身上流社会、取代“老纽约”的百万“爆发户”们。在第五大街府宅的会客厅里，在边道上朴素的褐砂石屋子里，在雅致的宾馆中，在破旧的租来的房间中，在时髦的避暑胜地，到处都有伊迪丝的写作素材，足够她一生享用并成为那个时代最受人尊敬的成功的小说家之一。伊迪丝去世后声誉逐渐下降，仅仅被人们当成了“畅销作家”。近几年，其作品开始复苏，得到了应有的认可。
伊迪丝本人的生活就带有小说的因素。1885年，她平淡地同波士顿人特迪·华顿结婚。特迪虽然富有，但毫无情趣，远远不如妻子的才华。伊迪丝在无所事事与富足中度过几年时光，在马萨诸塞州的罗尼尔市搭建自己的渡假之屋“山峰”（The Mount）；频频到萨拉托加、新港（Newport）、纽约的富人圈里进行社交活动。在此期间，她开始尝试儿时梦想的文学职业；短篇小说集《高尚的嗜好》（The Greater Inclination）（1899）赢得了一些青睐。在20世纪早期，她平稳地创作了多部小说，成了真正有名气的作家；而同时婚姻也出现了危机（特迪挪用她的信托基金，花在对他更依顺的年轻女人身上），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欧洲，并没有丈夫的一直陪伴。1906年至1909年她认识了莫顿·富勒敦，并深深爱上了他，但不幸的是，富勒敦竟然是一个下流粗俗的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