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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照顾一个刚进门的顾客。我垒的砖头没有人动过，我使劲一谁就推倒了，顷刻之间玛丽和我就把大约二十个箱子中的第一批搬到了上面的院子里。我很快叫了两辆黑色的出租车，把箱子从大门上递出去，把两辆出租车装得满满的。经理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五分钟前刚到的这奇怪的一对在出租车的护送下离去。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他连作出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回到托特纳姆后，我们把箱子搬到休息室里，用玛丽存下的最后一点钱付了出租车费。不久格雷丝回来了，看见二十来个奇怪的箱子简直惊呆了。我竭力想把锁弄开、但是总是不行。我越来越激动，最后拿一把切肉刀把箱子划开了。
我在兴奋剂的影响下不能完全明白我发掘出的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电击治疗后的记忆缺损使我无法理解这一切。我像个发现了久已遗失的玩具的孩子，但箱子里的东西却触发了大量的记忆，使我狂乱起来。这时已是一九七四年，但是看到所有那些文件后我坚信这仍是一九七O年，我周围的人都是从某位博士的时间机器中出来的。我没法全部理解。我在世界各地的银行里有着几十个存折，为什么却和托特纳姆的老鼠住在一起？箱子里有许多汽车和产业的钥匙，藏匿起来的钱箱的清单，太复杂了，我弄不明白。在一个信封里我找到了一千英镑现金，我欣喜若狂，大叫：“我们是百万富翁了！”两个爱尔兰姑娘跑了进来，看见这些钞票后也开始相信我真的找到了我那失去的百万钱财了。我们三个都疯也似的把其余的箱子撕扯开，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我用一些新找到的钱买了一台电打字机，开始口授有关五年前就已经了结了的事件的完全没有任何用处的信件。最后我和格雷丝就信上应写什么日期的事激烈地争吵了起来。她要写上一九七四年，可是我怒火万丈地坚持是一九七O年。当她拿着一张报纸回来给我看日期时，我非常生气。“是他妈假的！”我嚷道，但是脑子更糊涂了，于是不再写信。
到特莎放学回来时，为了庆祝找回财宝，我喝完了好几瓶香滨酒，已经醉了。玛丽和格雷丝也有点醉醒醒的。一个满脸狐疑的小学生在长沙发上坐下，拼命想弄明白在她遍遍的托特纳姆家里出现的这一幕是怎么回事。“你一直就想要几只鹦鹉来着！”我醉醒醒地吻着特莎的额头，大声说道。我给了格雷丝一把钞票，一个小时以后她和特莎一起坐出租车带了两只卿卿喳喳的鸟回到家里。大鸟笼里的鹦鹉被骄傲地放置在地板中央，周围是钞票、汽车钥匙和天知道什么的别的东西。我们以我的一个强盗朋友的名字为一只鹦鹉取名叫查利，另一只的名字是斯威维，马耳他语幸运的意思。
我们把两只鹦鹉放出笼子，让他们在房间里乱飞，公寓简直变成了像疯子办的茶会。房间里大音量放着滚石乐队的（这只不过是摇滚乐可我喜欢），推一没有醉的人是特莎。她像个被弄糊涂了的爱丽斯，最后在地板上睡着了。过了一会儿玛丽和格雷丝互相搂着在长沙发上睡得人事不知，只有我一个人丝毫睡意也没有。好奇的鹦鹉从笼子里钻进钻出，查看他们陌生的新环境，我则在吞服安非他明和重新审查文件中度过了整整一夜。
到了早晨，我已经决定到林福德堂“萨米”宅去住，相信在好一些的环境中我能够想得更清楚些。我开始忘乎所以，把三个女孩子全都叫醒了，声音尖得像个吸了毒的流浪风笛手：“我们是百万富翁了，我们要像王室一样生活。跟我来！”
我从马路那头一个市场摊主那里借来了一辆运水果的旧卡车，两个睡眼股跳的爱尔兰姑娘帮着一个快活极了的女学生装车。她们把二十个箱子、两只鹦鹉和几床毯子放在敞蓬卡车后面。那辆老卡车一路上抛了好几次锚。我们看上去像一群流动的山民或吉普赛人。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们终于嘎嘎响着开进了林福德堂的大门，在满月下，站在台阶上看宅子隐在一片黑暗之中。进到里面之后，我发现电源和电话，实际上是所有的一切都被切断了，感到十分震惊。从我上次来过以后，这所宅子的地毯和电灯装置全被拆卸一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连洗涤槽和抽水马桶都给拆了。我非常生气，开始像个什么怪物似的大喊大叫。那两个爱尔兰姑娘不愿睡在光地板上，非要我把她们和特莎送到旅馆去过夜。
把三个筋疲力尽的女孩子留在村里的客店过夜，我又开着运水果的货车回到了那座无人的宅子里，更加发起疯来。我在整幢房子里跑来跑去，尖声叫喊：“我要把那找不到的几百万绪烧了，哪个臭东西也别想弄到手！”在近于完全神经错乱的状态下我正是这么干的。我在房子的后回廊上燃起了一堆巨大的黄火。我点着了二十个箱子里的东西，把钱藏在什么地方的具体细节全销毁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失去了多少钱，但我知道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我喝掉了最后一瓶香模酒，喝醉以后看着火焰蹿上天空，开始唱起歌来。那夜刮着风，火没有蔓延到附近的树林里，也没有把房子烧掉，真是运气。
一定是有人通知了警察，因为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开来了一辆当地的警车。两个村普看到眼前的情况时眼睛都瞪圆了。他们问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不断重复问我：“你在烧什么？”放在运水果的货车后面的鹦鹉查利开始模仿他。“让那只该死的鸟住嘴，你也别笑了。”警官非常不高兴地说。他说话的时候鹦鹉继续叫道：“你在烧什么，你在烧什么？”
最后我平静了一些，给他们看我手上的这片房产的钥匙和所谓的租赁协议。我没有犯法。光是烧烧髯火不是犯法行为，而且这时火也已经灭了。警察怒冲冲地走回警车，说他要和地方当局查对这座宅子的所有权问题。“我肯定会再见到你的。”他冲我晃着手指头说道。
警察走了以后我开车离开了，听任灰烬自己熄灭。我开着排气管像坦克样轰响着的货车回到客店，叫醒了可怜的女孩子们。我们开始长途驱车返回到仅仅十四个小时前才离开的托特纳姆的老鼠窝时，是凌晨四点。
回到公寓后我瘫倒在地，睡着了。晚上醒来时我意识到我可能已经花掉、丢失或烧光了我所有的现金。在头昏脑涨的情况下我决定要干些更加疯狂不怕死的绝事。监护权案子要在那个星期三审理，我感到十分担心。尽管我们做了一切努力，还是可能会输掉官司。如果真输了，我要特莎风风光光地离开我。为了能好好地最后款待她一次，我吸食了更多的毒品，好有勇气去偷更多的钱。
我们的公寓在我父亲的旧裁缝店上面，这地方现在租给了一个卖高级首饰的印度珠宝商。他的店铺里有防盗系统，但是我知道自己能从走廊的内墙破墙而入，不会引响警铃。半夜里，当女孩子们在楼上安睡之际，我在吸毒后的幻觉中在墙上挖了个洞，很快进到了首饰店里，偷了一大堆华丽的首饰，甚至都没有考虑店主下星期一开门时会出现的问题。
星期日早上，两个茫然的爱尔兰姑娘和特莎陪我去到女人巷的露天市场，我们把偷来的首饰在那里卖得了许多钱。我们每个人买了一套新衣服，廉洒漂亮地提着第三只名叫闪亮的鹦鹉，去到大东方饭店享受一顿豪华的香滨宴。我们为希望取得监护权官司的胜利而干杯，就连侍者祝我们幸运时也喝了一杯酒。回到家里以后，在我等待警察到来之际我们继续喝着酒。
第二天一早帕特尔先生打开了店门。我听见他的惊叫声：“哎呀老天爷，墙上有个洞！”不久警察来到公寓对我们进行询问。为了看起来好像有人从外面破门而入，我已经把街门砸开了。我们声称昨天晚上很晚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人盗劫，大家都非常吃惊，但是我们全都喝醉了，没有能打电话报警。警官们并不完全相信我们的话，但是暂时离开了。这就够了，监护权案子两天后就要审理，我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星期三，在大法官法庭巷的高等法院里，尽管我的前妻指控我严重犯罪、吸毒和大量其他事情，我还是得到了一个十一岁孩子的监护权。即使在法庭上，在漫长的审理过程中，我仍在不断吞服更多的药丸。我已接近精神错乱，也没有钱。更糟的是，我没有前途，只有一个老鼠成灾的家，但我还是赢了。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如果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制度就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