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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能够对艾伦做出这种事情？但是我又有什么选择呢？我脑子一片混乱地离开了切尔西的那个公寓。开着车在城里转了一个晚上。为什么我不能像同龄的青年人那样，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新伦敦，卡纳比街上的商店、咖啡厅和俱乐部？我经过正在首演甲壳虫乐队的新电影（帮助）的电影院。“啊，见鬼，”我喊道，“谁来帮帮我！这是怎么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给艾伦打电话，说我迫切需要见他。他请我过去吃午饭，一小时后我到了他家门口。“你脸色难者极了！”他说着请我进了门。他要到附近商店去一趟，让我和他母亲一起喝咖啡。老太太和我坐在客厅里互相对望着。过了一会儿她说话了：“你打算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吗？”真是离奇得很，好像她已经知道了似的。和这位高雅的老太太一起坐在艾伦的客厅里，离开我陷入其中的犯罪世界仿佛是这样的遥远。突然她站起身来，拄着拐杖穿过屋子走到我面前站住。她把手放在我的肩上，严厉地说：“如果这事和我的儿子有关，你得告诉我。”我抬头看着她问道：“如果你被迫要去对一个爱你的人做一件可怕的事情，你怎么办？”她在我旁边坐下，答道：“我根本不会去做！如果你此生能够得到哪怕一次真正的爱，你就是个十分幸运的人！值得为此而死。我的儿子艾伦爱你。不管是什么事，不要去做！”
我沉默地坐着。她是对的。有些事是值得为之而死的。我答应去制止这件事。“你会对自己感到满意得多，不再会需要偷偷服用这么多药丸。”她平静地说。她正说着艾伦走了进来，“你脸色好点了，”他说，“你怎么着他了，妈妈？”“我只不过是让他就这么一次要面对生活。”她微笑道。我们吃午饭的时候，我产生了一股自由的感觉。一位老太太去掉了我对克雷兄弟的恐惧。我现在更害怕的是她。她所说的话是我良心的声音。
从艾伦的母亲那里我获得了斗争的决心。我住进了国王大十字附近的一家我认识的马耳他人拥有的旅馆。几小时后在一位专家的帮助下，我在床底下连好了一台非常敏感的录音机，用来录下那个房间里所说的一切话。当晚我给考利打电话，说在进行拍照活动前我想进一步讨论一下那极交易。一小时后他和那个美国人来到我的房间里。他们愚蠢地详细谈论了整个策划，我引着他们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在我对他们说我感到满意了以后他们就离开了。我们走好他们在第二天晚上拍照。
我立刻复制了三份磁带，分别装在不同的信封里。一个信封上的收件人是伦敦警察厅，一个是世界新闻报。我把第三盘拿到一个我认识的律师那儿，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又把另外两个信封交给了他，请他在克雷兄弟或考利伤害我时寄出。这上面的证据足够使许多人坐牢。
第二天我就像最后一次去执行任务的神风敢死队的飞行员那样处于极端亢奋的状态下。我在那间旅馆的客房里等待着摊牌。我手里拿着枪坐在床上，气得什么都不在乎了。当考利和另外一个人拿着照相机冲进来时，我一跃而起，尖叫道：“什么都给录下来了！读一读那些信吧！”我把枪指着自己的头，喊道：“现在你们他妈的能怎么样，杀了我吗？我会杀死自己！然后警察就会得到这一切，你们就都得进监牢。由于兴奋剂的作用，我成了一个自杀的疯子，什么也不怕。我死后律师会寄出磁带，引起警察的注意。”安静点，“考利说，”咱们和特里谈谈。“汤米·考利可能是个暴徒，但他不是个傻瓜，现在他的自由受到了威胁，愿意忘掉整个这笔交易。他们保证再也不打艾伦的主意后，就丢下我一个人在房间里走了。这一回，兴奋剂就像多年前在我对付那个凶狠的男孩时我父母的葡萄酒那样，站在了我的一边，使我疯狂到敢于去吓唬团伙匪徒的地步。
我对一个虚弱的百岁老太的恐惧使我将了克雷兄弟的军。
我松了一口气，开车回家，这时真是筋疲力尽。我已经好几天没有挨床了，现在只想睡觉。
我刚躺在床上就听见电话铃响了起来，跟着楼下传来了一片哭喊声。卡米拉冲进屋子里来，哽咽地说：“妈妈住院了，她决死了。”
第九章 马耳他伤逝
刚刚经历了噩梦般的生活，从马耳他传来的消息压倒了我。罗丝安娜，卡米拉的大妹妹当时正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已经十五岁了，可以照着几天特莎。卡米拉和我在震惊中驱车到了伦敦机场，想尽可能搭下一班到马耳他去的飞机。我们得照料伊莎贝拉和她的小女儿们。
在希思罗机场我把卡米拉留在酒吧里，自己去安排机票。机场拥挤不堪，我在售票处排队时，突然在机场的喧闹声之中听到了卡米拉在叫我，声音里充满了惊慌。“妈妈死了，斯蒂芬，斯蒂芬，帮帮我／我抬头张望，但是在人群中看不到她。我又一次听到了这尖叫声：”妈妈已经死了！“
我已经有三整天处于毒品引起的亢奋之中，现在感到浑身麻木。售票员转向我，说：“下一位。”可是我只是尖叫着：“现在他妈的太晚了。伊莎贝拉已经乘上了去天堂的航班！”我回转身，推开拿着箱子的人群，又听到了卡米拉的叫喊声。我跑到大厅的另一侧，看见地趴在二层的玻璃栏杆上失声大哭。
啊，上帝啊，真的发生了。伊莎贝拉死了！
麻醉兴奋剂控制住了我的眼泪，在极度亢奋中我哭不出来。我很爱那个女人，但是现在我得帮助伤心欲绝的卡米拉。在悲痛的打击下，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去拯救在马耳他某地的三个孤零零的孤儿。
我集中起兴奋剂浸泡下仅有的一点理智来处理目前的局面。我对卡米拉说，我去马耳他把她的妹妹接到英国来和我们同住，她则留在家里。我本意是好的，但是现在我毒瘤已经很深，自己也需要帮助，肯定不适合做孩子们的监护人。
我定好了晚些时候的班机，把卡米技扶上了汽车。她伤心之极，在我们驱车回家的路上哭得非常厉害，使我对她的安全很不放心。我拼命想让她平静下来，便开始了长达一个小时的在上帝感召下的独白。脑袋里有了兴奋剂给这出戏加油，我向她解释说死亡是种无比奇妙的旅行，是去到我们在天国的家园的最终放行。“你母亲的心在你父亲死后就已死亡。从那时起她只是为了孩子们活着。”我对她说。我指着天空说：“看呀，你妈妈就在那里拥抱着你的父亲。上帝正在向他们把手，让他们进去，他们两个人都非常快乐。”我对天国至福的描绘一直继续到我们在家门口停下车子。这些活起了作用，卡米拉似乎平静多了。罗丝安娜听到这消息后十分震惊，沉默无语。幸运的是，一位邻居主动提出陪伴她们，因此很快我就再度离家到机场去了。
怀着在兴奋剂之海中浮游的感情，我驱车离去时高喊道：“上帝和我在一起，我一定要拯救那几个女孩子！”一个多小时后，我在更为糟糕的状态下乘飞机到马耳他去完成“救世主使命”。在卢卡的机场下飞机后，我在吸毒后稀里糊涂的状态下坐出租车穿过全岛到斯利马伊莎贝拉的新家去。公寓的门锁着，谁都不在家。当时已是正午，我站在街上，在火辣辣的阳光照晒下感到一片茫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感到一阵头昏。便坐在了马路边上。这时，一个男人走上前来，用马耳他语和我说话。他认出我以前来过马耳他，便把我领到一家拥挤的酒吧中，他和那儿的人说了些什么，他们全都回过头来看我。我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但听到他们几次提到“伊莎贝拉”这个名字。有人递了一杯东西给我喝，但我非常恼火，就大叫道：“这不是什么该死的庆祝活动。那几个孩子在哪儿？”我跑回大街上，一个女人站在阳台上喊住我：“”英国人先生，等一等，我来告诉你。“她走下楼来，解释说女孩子们在一个街区外，有人在照顾她们。她把我带到一条很窄的、坡度很陡的小街的头上，又长又平的台阶一直通到山下。”姑娘们在下面喷泉旁。“她指着下面说，然后回过身子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伊莎贝拉前一天晚上刚刚去世，还没有人把这事告诉她们。命运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高高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