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绝望地啜泣起来。在这片哭声中，母女从遥远得够不着的地方渐渐接近，但是仍站高一尺之遥，相互辨认着，戒备着，不得松弛。
翌日清早，我醒得绝早。母亲已忙碌完毕，正在门口同邻居搭话：
“那里苦，吃杂粮。”母亲说，“想让她多带点去。”
“就是呀，哪家有知青，哪家大人就倒霉。”
母亲淡漠地说：“那有什么办法！”
“听说东北六谷粉营养料是不坏的。”
“哦！”母亲说，“下趟让她带点回来，上海吃不到，也稀奇。听说蒸糕吃还可以。”
我觉得自己在沦落。我一向以母亲的骄傲自居，然而当我苦苦在外挣扎了一年半之后，却失去了这种资格。那太不公平了2我没大发雷霆，我感觉已无此必要——生活缺少了那根支柱，我就变得平平淡淡，活着等于没活。
晌午时，我收到钱小曼姗姗来迟的信。她给我带来个震撼人的坏消息：连里的拖拉机房失火，朱庆涛冲入火场，被火烧成重伤，右耳失聪，左眼失明。她在信中表示对爱情的矢志不渝。在末尾处，她提及，区知青办动员她的恋人办病退返城手续，但他拒绝了，既为爱情也为他自己。他说，回沪后就不再会有人懂得你了。
泪水渗出眼角，那种悲壮的流泪我还是初次。对那个黑苍苍的残废的男人的话已铭刻心间，我生命的疆域也在那寒冷的地方，离开那儿，我一事无成！
我心平气和地在外面跑了一下午，先是买好了回程的车票；随即又去商店买了墨镜、助听器、拐杖，我想或许他用得着。不知是因为他的不幸还是因为那句由衷的充满隐痛的话，反正我被感动了，那种情感一发即不可收。从此我便在心里视他为兄弟。
走到家门外，远远瞥见那人情味极浓的深黄色灯光。我忽而感到步履沉重。我走过的是一条何等消磨人的路！推开门，灯光洒了我一头一脸。屋内传来一片欢乐声：
“总算回来了！”
“大家等你过生日呢！”
“寿星，快举杯！”
原来我才十八岁！人生才刚刚拉开序幕，还会有惊心动魄的未来，还会有无数新的盼头。我忽然强烈地感恩起来，感激这个数字吉利的年纪。
我抬起手，把眼泪擦得干干净净。
我属马（代后记）
我属马，出生在三月，命中注定是匹忙忙碌碌的马。初中毕业即去大兴安岭林区“上山下乡”，一住就是八年，做过近二十种工作，是一位熟练的油锯手、烧炉工、厨师。一九七九年返回上海时，带回的除了厚厚的散发着油烟味的日记之外，还带回了胃病和关节炎。
回沪后写作勤奋，初见成效，著有长篇小说《十六岁少女》、《孤女俱乐部》、短篇集《少女罗蔽》、中篇集《秦文君中篇儿童小说集》等。一日得闲，细细计算，居然也有二百余万字，先后二十次获奖。有时也想一鼓作气写出成大器的作品，然后辍笔过另一种人生。可惜，得意之作虽有，但都能找出迹斑，因而至今仍在奔波努力。
在单位是个心地善良的编辑，在家中是个优秀的主妇。喜欢出门旅行，乐于收集各种布制的丑娃娃；不善言谈，讨厌虚伪和装模作样；难得交朋友，但被视为知己的均是品德高尚者。
本人内心平静，偶尔有睡懒觉的毛病。很遗憾早早成为近视眼，因此眼镜总被藏在包内，万不得已，才暴露自己轻度残废的真相。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一向很为自己的性别自豪。
我很羡慕那些早早进入文学殿堂的作家，他们无疑少走了许多弯路；而对于我来说，从练习写作到发表作品，中间经过了许多年的努力。
我的父母都是文学爱好者，我从小就目睹父母读书的乐趣，一直跃跃欲试。可惜我家藏书甚少，零星的几本书像《列宁主义万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同一些杂物放在一块。好看的热门书都是借来的，那一阵母亲在机关是兼职图书馆管理员，她借新书总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母亲珍惜一切物品，对公家的书也同样爱护备至，包上厚厚的书皮，舍不得在书上弄一点折皱，看到哪儿，总用一张纸夹在书内。我最早看的一本小说《红岩》就是在母亲枕头下发现的，那时大概才十来岁，识字虽不多，可也结结巴巴地尚能读懂里面的故事。当晚，母亲就发觉有人移动了纸条，她很生气，第二天就把书锁起来。
母亲那时并不相信我是读书的料，因为从一年级起，我的成绩就很勉强，有时还逃学。但《红岩》我读到一半，十分牵肠挂肚，于是就四处向同学借。同学都没有这本书，有个同学借出一本《红珊瑚》，另一本《欧阳海之歌》是邻居慷慨借出的。三年级下，老师发给我一本薄薄的读物《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这三本书成了我最早的启蒙读物，我读得如饥似渴，当然当时读书只是凭兴趣，没什么功利心。大段的叙述我不喜欢，读书总是挑选喜欢的片断，比如《欧阳海之歌》专挑小海的童年生活读，《红珊瑚》则反复咀嚼对敌人的描写。
四年级，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雪》的作文，我当场写完交给老师后，她竟大声叫好，井推荐给少年宫去展出。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孩就因为从书中得到养料，一下子成为全年级瞩目的作文尖子。老师姓祝，很仁慈，特意找了我父母，郑重地谈了她的发现，在那时，父母们并不考虑培养孩子，成名成家，祝老师的谈话使我父母隐约感觉到将来家里可能要出个文科大学生。
母亲开了书禁，只是每早她都叮嘱我看书前要洗净双手，不可在书上按出黑手印，弄得我看书时格外提心吊胆，担心会出手汗。母亲借回的书没有明确方向，古今中外的小说都有，所以我也读得很广，遇到生字就用力猜，或干脆跳过去。像一些当代小说《风雪》、《山乡巨变》、《青春战火》我都读得滚瓜烂熟；外国小说像《青年近卫军》、《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仅生词骤增，生活场景生疏，就连人名记起来也有障碍，只能发明土办法：罗彻斯特就叫成罗。有时母亲考我，发觉我连人物名称都说不全，不禁大笑起来。
我真正接触儿童文学作品却是稍后的事，那时我已是公认的作文尖子，校方奖给我一张少儿图书馆的书卡。我借的书很杂，民间传说、歌曲本、教心算迅速的书都借，但借得最多的是童话和小说。那时我特别喜欢《苦儿流浪记》，很想自己也成为苦儿：历尽不凡的坎坷，颠簸着寻到美满和幸福。中国小说中，我当时狂热地迷过胡万春的《过年》和《骨肉》，这些小说我精读到了能背诵的地步，有些细节事过二十年我仍能点点滴滴复述。后来，我还喜欢过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伙伴》，很留意其中的情致和氛围。
紧接着，“文革”开始，图书馆也封掉了，几乎所有的好书都列为禁书。闹书荒的日子，日子真不易打发。一次弟弟从垃圾箱里找到一本民间故事集，很破，但我们用厚纸板把它弄成“精装”，以它为资本和同学交换书看，像《傲慢与偏见》、《红与黑》、《高老头》这些名著都是这时候读的，书少时间多，因此读得一字不漏。
进中学后，议论文很走红，我又专攻议论文，范本就是那本家中的《列宁主义万岁》，那本书激情昂扬，措词辛辣；因此我当时的文风也颇为锐利，被老师和同学誉为“秦克思”。毕业前夕填表，我毫不犹豫地在“有无特长”这一栏，填上“擅长写作”，那时的自我感觉真是好极了。
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大兴安岭林区当代木工，这对一个从未坐过火车的上海女孩来说简直太严峻，十六岁多点的我有些胆怯，有点恋家，幸亏那本装订一新的“拳头产品”：我收集了小学中学最满意的作文，它让我为自己壮胆——有本事的人走遍天下都不怕。
初到林区，恶劣的气候，力不从心的重体力劳动，加上周围的朋友有的出工伤、有的患重病，我的脚趾和脸颊也被严酷的冰雪冻伤；那本作文集则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那里交通落后，深山老林书报都难寻，业余时间唯一能做的快乐事就是写家信和记日记。我的家信写得很动情，父母每每回信称赞我写得绘声绘色，这使我信心倍增。
不久，我把连队的一则见闻写成小故事，寄给当地的一家报纸，寄出后，我就眼巴巴地盼着见报，暗想，报社是不会拒绝一个作文尖子的，结果，稿件被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