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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人们恰恰暴露了对社会等级的敏感：越是感到烦恼和愤怒，越说明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如果谁容易变得非常焦虑，这种倾向暗示你是一名中产阶级，你非常担心自己会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梯级。另一方面，上层阶级热衷于谈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在这种事上投入的关注愈多，就愈显得地位优越。贫民阶层通常并不介意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几乎无力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他们而言，整个的等级问题几乎就是一个笑话——上层阶级空洞的贵族式的自命不凡不过是一种愚顽和妄自尊大；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和附庸风雅则令人生厌。
事实上，对社会等级高度敏感的恰恰是中产阶级，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被这个问题吓得要命。在某图书馆里一册由拉塞尔·林斯所着的《时尚先锋》（1954）中，一位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留下了他的痕记。此书有一节以屈尊俯就的态度论及中产阶级那不可靠的装饰品味，然后冷嘲热讽地将他们和另一些阶层更为高级和精致的艺术行为作了一番比较。在这段文字旁边，这位怒火中烧的读者用大写批道：“狗屎！”就我的经验而言，此公肯定是一位无可救药的中产阶级男士（说不定是位女士？）。
正像你在等级问题上的愤慨恰恰暴露了你的阶级身份一样，解释这件令你生气的事物的方式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未加考虑。
斯塔兹·塔克尔曾为写作《美国：分离街》（1967）采访过一位女士。她不但对等级这一问题表示出惊慌不安，而且出乎本能地将职业视为划分等级的主要标准，这类反应清楚无误地提示了她的中产阶级身份。“就在这条街上，住着几乎各种等级的人们，”她说，“可我不该提等级这个字，”她接着说，“因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有等级差别的国家里。”接着，职业标准就来了。“但在这条街上，既有看门人，也住着医生，还住着商人和会计师。”社会学家们司空见惯的是，受访人总会屡屡声明他们居住的地区并不存在社会等级差别。《美国生活中的等级》（1959）一书的作者列昂纳德·罗埃斯门写道：“几乎无一例外地，调查者记录下的第一句话总是：'我们这个城市没有等级差别'。一旦这句话脱口而出，也就道出了这个地区存在的等级差别，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同一社区的好公民们令人惊异地众口一辞表示附合。”小说家约翰·奥哈拉曾经不遗余力地探索过这一极度敏感的主题。他对此问题的敏感简直让人吃惊。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开始留心观察他出生和成长的宾夕法尼亚州某小镇。“年长的人对待其他人可不是平等的。”美国的等级差别是如此复杂和微妙，以至于国外的访客常常会忽略那些细微的差异，或者有时甚至意识不到等级结构的存在。就像弗朗西丝·陶勒普在1932年游历美国时描绘的那样，“平等的神话真是威力无边。”政府面对这个问题时相当尴尬——成百上千的划分级别的手段从政府机构出炉，而官方却不承认存在社会等级——所以，国外访客稍不留意就会忽视等级体系在这个国家的运转方式。英国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瓦尔特·爱伦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五十年代，在他来美国一所大学教书之前，他曾想象：“美国几乎不存在等级，就算有，也许不过是为了在不同种族群或者源源不断的移民潮当中作一些区分吧。”可是，在麻州格兰德拉皮兹城住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清醒了。在那里，他见识了新英格兰的势利力量，以及当地人长期以来对古老家族支配的道德与文化权威所表现的顺从。
一些美国人满怀快意地看待七十年代电视连续剧《灯塔山》的失败。这是一部有关上流社会的作品，以英国戏剧《楼上，楼下》为原型。观众坚信并籍此安慰自己，这部作品之所以会以悲惨的失败告终，是因为美国并不存在等级制度，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有人对这类题材的艺术性感兴趣。其实他们错了。《灯塔山》未能吸引美国观众的原因是因为，它关注的也许是本地人最不感兴趣的部分——准贵族上层阶级。如果故事发生在一个人人都会关注的冲突点上，比如说：要么是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冲突，并抵制后者向上侵入的企图；要么是中产阶级同仇敌汽地对付低于自己的阶级，那么这种戏剧化表现的效果就会好得多。
如果说外国人经常对美国政府关于社会平等的宣传信以为真的话，本地的公民倒是乐于了解个究竟，哪怕他们谈论这个问题时多少会感到不安。一位敏锐的南方黑人这样断言他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朋友：“乔依是不可能和那些大人物排级论等的。”这话让我们觉得，现实确是如此。就像一位木匠所说，“我讨厌说生活中存在着等级差别，只不过，人们跟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呆在一起更舒服。”他这种用“相似背景”区分某类人等级的方式，尽管科学地说并不确切，但与其他任何试图把一个等级与另一个等级区别开的方式几乎毫无二致。不论你与另一个人是在讨论公羊队还是四九年人队（以1849年涌往加州淘金的人命名的橄榄球队。译者注），也无论是讨论休闲旅行汽车、大屋（即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莱奥尼斯大妈、纽约证券交易所大行情板、葡萄园、还是瓷器，如果你不觉得有必要对你话中的暗示详加说明，或者根本无意解释你的意指，你就很可能在与一位与你等级身份相同的人谈话。这一点千真万确。
本书中，我的理论将主要针对社会等级问题中那些可视的和可见的符号，但我会主要集中在反映了一个人的行为选择的符号上，这意味着，我不会考虑种族因素，甚至，除非偶尔论及，也不会考虑宗教或政治因素。种族的区别显而易见，却由不得自己选择。宗教和政治观点通常由人选择，但人们的表现除了偶尔限于前院的圣龛或汽车保险杆上的小标贴，一般并不外露。面对一个人，你通常看不出他是“罗马天主教徒”还是“自由派”。你看到的是“手绘的领带”或者“蹩脚的涤纶衬衫”，你听到的是“起限定作用的因素”，或者“就……而论”。
为了弄清楚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信号，我一直依靠感觉和直观判断，而非任何可以称为“合乎科学标准的”方法。正如《高层：形象与现实》（1980）的作者阿瑟·马维克所说的一样，我深信，“等级……，正因为这是一个太过严肃的话题，所以不能留给社会科学家们来处理。”
等级尤其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美国话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世袭的头衔，地位和荣誉的体制可以从容展开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级体系。这个社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变化得更快。并且，几乎是独一无二地，美国人会因为在这个社会立足何处的问题而困惑不安。三十年代赋予人们等级身份的种种事物——打高尔夫球穿的白色亚麻布绑腿灯笼裤，镀铬的鸡尾酒摇晃器，白色滚边马甲——说得婉转些，已是昨日黄花，不可能在今天起什么作用了。身处一个速变而非传统的社会，美国人发现，与大部分欧洲人相比，他们更难于“了解自己立足何处”。而另一桩迫在眉睫的事情，“去行动”，又显得尤其重要。“我该怎样做？”纽约市长考克曾经大声追问。他的大多数听众都心有戚戚，感觉他恰到好处地提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式问题。
就像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奎顿所说，决非偶然的是，“有关礼节的现代形式的书刊，主要是美国产品。这些‘伟大的’名字是爱米丽·鲍斯特，或者爱米·文德比尔特。”这是因为，美国是首屈指一的初来者汇集地。这些人特别需要将自己摆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然后迅速发达起来。奎顿说道：“部分初来者是外国移民，这是从地理意义上说；另一些是新富，这是从经济上说；还有一部分是年轻人，从成长角度上看。所有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如何与一个社会群体的运转紧密联系的问题。”
抱怨自己一无所获的喜剧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