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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璐（1875～1947），也译作皮尔，英国人，剑桥大学毕业。长期在马来亚工作，任殖民地行政官员，有丰富的统治殖民地的经验。
贝璐接任前，发生了1929年的华尔街危机和中国的长期内战，香港经济受到影响。港元因而暴跌，1931年曾一度降至一港元兑换英镑不足一先令。由于情况严峻，1931年贝璐组织货币委员会，建议港元仍维持与白银的联系，港元随银价自由浮动，维持港元稳定。贝璐上任当年，制造业也陷于危机，大小工厂倒闭三百多家，占当时全港工厂数量的一半。对外贸易额迅速减少。
由于中国军阀混战，大量内地人口涌入香港，据1931年3月7日全港人口普查结果，总数已近八十五万人。于是，贝璐又颁布一条入境法例，举凡乞丐，无业游民，患传染病，伤残及不能证明本身经济充裕者，均不受欢迎。
1931年，港英政府收入为3300万元，支出3100万元，盈余200万元。此后，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爆发，香港税收减少，财政困难。港英政府设立节约委员会，千方百计削减政府各项支付，减少赤字，同时聘请大批廉价的非欧籍人士担任政府各级部门职位，甚至医院也开始聘用华人为护士。节约委员会建议成立市政局，统一接管卫生局及其他部门管理的公共事务，以减少机构，节省支出。
1932年，一些工商界人士受到英联邦特惠税协定达成协议的鼓励，开始集资建厂，发展工业。主要产品为胶鞋、电筒、棉布、棉织品、罐头、食品等。产品除供应本地外，也销往海外市场，特别是在英联邦地区，初步取得立足之地，对促进香港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第十八任贝璐再逼九龙城寨居民拆迁
关于九龙城问题，因中国北方义和团运动兴起，清政府无暇顾及九龙城问题。但清政府坚持中国对九龙城拥有管辖权，只是城内中国官兵并未长期坚守在那里。英军也未长期驻守该城。
1933年6月10日，港英南约理民府通告九龙城居民，他们所居之屋地限于1934年底前由政府征用，酌情给予补偿，并指定城外狗蚤岭为重建房屋的地段。当时城内共有中国居民436人，民房64所。居民多为农民、小贩、泥瓦匠和苦力，在九龙城附近的市场谋生。居民担心搬迁远离市场，会影响他们的生计。在狗蚤岭盖房至少需500元，南约理民府只给他们数十元到200元补偿。用有限的补偿实际无法盖起新房，很可能流离失所。他们知道九龙城应归中国管辖，便向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请求援助。
中国外交部五省特派员甘介侯，6月28日奉外交部之命照会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重申《专条》关于九龙城问题的规定，并且说：清政府官员被迫撤离九龙城，民国建立以来亦未任命官员驻在那里。但这并不能改变条约的规定，也不能取消条约赋予的权利。既然九龙城应该由中国官员控制，城内中国居民就有权自由居住。香港政府命令迁走城内所有居民，完全违背《专条》条文和缔约的精神。他要求英国领事转告香港政府撤销迁移九龙城中国居民的决定。
7月27日，中国外交部在给英国驻华公使的信中，重申《专条》关于中国对九龙城拥有管辖权的规定，指出香港政府强制城内居民搬迁的命令显然与《专条》条文相抵触。希望该公使尽快要求香港政府撤销其命令。
面对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英国官员编造“理由”说：中国行使管辖权仍“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英国按照传统已获得对九龙城行使管辖权的权力。中国政府心照不宣地默许此事已超过30年，现在不能说英国在那里是不正当的。
英国外交大臣西蒙主张避免同中国政府讨论管辖权问题。但他又表示，港督不应放弃或推迟实施有关九龙城的计划。8月2日，英国殖民地大臣李斯特在给港督的电报中表示，有关九龙城的计划应该实施。这就是说，英国政府在九龙城问题上采取的策略，是避免就管辖权问题同中国政府正面交锋，实际上却又不停止破坏中国主权的行动。
1934年6月20日，南约理民府再次通告九龙城居民搬迁，声称他们若一周内不前往申报，则作为拒绝接受该府所拟补偿办法。8月14日，英国驻华使馆在给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中辩解说：港督并未发布任何命令九龙城居民限期撤离的命令，只是与他们通信谈及提供补偿的期限，以便为了他们的利益实施改善卫生条件的计划。港督的做法完全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并未出现违反条约规定的问题。大部分居民乐于接受港督的补偿。因此，港督将实施他的计划，并最大限度地考虑中国居民的利益。
9月7日，中国外交部在给英国驻华使馆的备忘录中，引用了九龙城中国居民的请愿书，并且指出，香港政府根本无视条约精神和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于今年6月再次发布通告，限期驱逐九龙城居民。中国外交部再次要求该政府以公道的精神重新考虑此事，撤销或搁置有关搬迁九龙城居民的命令。
英方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一意孤行。10月1日，港督贝璐在致英国驻华公使的信中称：拒绝承认中国对九龙城拥有特权，既不会损害英国在香港的利益，也不会损害其在全中国的利益。他建议继续兴建移民新村。1935年6月，香港政府安置移民的首批6所房屋在狗蚤岭落成。6户九龙城居民被迫迁往该处。6月29日，中国外交特派员甘介侯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抗议说：九龙城属于中国领土，并未租与英国。香港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命令城内居民撤离。7月1日，中国外交部也致电英国驻华公使提出抗议。代理港督担心城内居民反抗，要求英国政府授权他对拒绝搬迁者采取法律行动。8月9日，英国殖民地大臣麦克唐纳在给代理港督的电报中，批准他根据1899年12月27日枢密院令，在需要时对拒不迁走的业主采取法律行动。
1915年九龙城寨
1936年，南约理民府命令九龙城居民在年底前搬走。居民代表到广州向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刁作谦投诉，请求他出面与英方谈判。刁作谦指派秘书凌士芬到九龙城调查。居民们都说：这里是他们的祖屋，他们不愿迁往别处。10月20日，刁作谦通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英方关于城内居民乐于接受搬迁条件和港督未曾发布命令要求城内居民搬迁等说法，皆与事实不符。目前两国关系日益诚挚，为与友好的精神相吻合，香港政府应放弃搬迁九龙城居民的计划。
但是，当年12月29日，香港警察4人带领工人前往九龙城，督拆城内门牌第25号民房。九龙城居民代表当天即用长途电话向刁作谦报告。31日他们又前往广州，向刁作谦和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慕松请愿。中国外交部闻讯立即向英国驻华大使提出严重抗议，并由刁作谦出面与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费理伯交涉。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接着，日军在广东登陆，攻陷广州。有关九龙城的交涉再度被搁置一旁。
英国方面乘中国国内抗战正酣之机，在九龙城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939年～1940年，香港政府探知九龙城居民欠债甚多，分头通知债主领取港府赔偿费，迫使城内居民挥泪拆迁。被拆者52家，只有一家因无债务得以幸免。
逮捕蔡和森
最不能让中国人民忘记的，是贝璐的政府配合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并把他引渡给国民党军阀。
1931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他申请到中央苏区工作，但是，他刚到上海，便遭到以王明为首的新的“左”倾错误的排斥和打击。他们既没有恢复蔡和森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也不批准他到中央苏区去工作的请求，而派他去主持广东省委的工作。当时，广东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邓发被捕，广东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省委暂时设在香港。
1931年3月，他服从组织决定，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临行时，刚从香港回来的外甥女刘昂对他说，香港的情况很不好，实在危险，劝他暂时不要去。蔡和森回答说，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
到达香港后，蔡和森同他的夫人李一纯住在一家洋酒罐头公司楼上，对外的公开身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为了替党节省开支，他没有在附近另租房子办公，而是每天走一段很长的路，到秘书那里去听取汇报，批阅文件，研究工作，十分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