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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肉麻透顶的呈文 指女师大风潮中及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北京朝阳、民国、中国、华北、平民五所私立大学联名给段祺瑞政府的呈文。由于呈文吹捧段祺瑞政府，诬蔑学生运动，要求根本整顿教育，以消隐患，所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时评”中称颂他们“其功固不在禹下，甚冀长此保持光明严正之态度”。
（7）分润金款之利 当时朝阳、民国等五所私立大学曾派代表“谒见”段祺瑞，要求分享金款；段内阁会议决定另拨三十余万元给这五所大学。金款，参看本卷第159页注（5）。
（8）“教育界公理维持会”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由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人组成，旨在声援章士钊创办的女子大学，反对女师大复校，压迫该校学生和教育界进步人士。该会成立的次日改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十六日发出《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其中说：“此次国立女子大学，于十二月一日，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乱之际，率领暴徒拦入校内，强力霸占，将教职员驱逐，且将该校教务长围困威胁，诋辱百端……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种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而主张此等暴行之人，尤应力予贬斥，以清士流。”又说：
“对于此次女师大非法之恢复，决不能迁就事实，予以正式之承认，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
（9）“土匪”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刘百昭在女子大学演说时，曾诬蔑反对章士钊的人为“土匪”。
（10）“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章士钊解散女师大的非法行为，引起北京教育界和广大学生的反对；北京大学评议会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召集会议，通过与教育部脱离关系的议案，宣布独立。但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十七人却以北大“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借口，坚决表示反对。他们向评议会提抗议书，又要求学校当局召集教务会议与评议会举行联席会议，复议此案。在几次会议上，他们或以“退席”相要挟（如胡适等），或声明无表决权（如王世杰等）；虽终未能推翻原案，却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所以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七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说轋》一文中称赞他们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而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也称他们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11）日本浪人 日本幕府时代失去禄位、四处流浪的武士。江户时代（1603—1867），随着幕府体制的瓦解，浪人不断增加。他们无固定职业，常受雇于人，从事各种好勇斗狠的活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常用这些人从事各种侵略活动。
（12）萧纯锦的启事，曾刊登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京报》。
女师大于十一月三十日迁回石驸马大街原址后，次日开会向各界代表报告经过情形，萧纯锦曾到场，嗾使无赖捣乱，但他在启事中却说：
“鄙人以善意列席旁听，横被威胁，迫令手书辞去教务长职权，本校学生职员见势危急，在场外大呼不得用武，即诬指为流氓，旋将全校办公处所一一封闭，驱逐职员，校务即时停顿。”
（13）陈西滢关于“多数”的议论，参看下篇《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及其注（8）。
（14）这是陈西滢为纪念《现代评论》创刊一周年所作的《闲话》中自我吹嘘的话，见该刊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15）骗一口饭 这里指教书而言。林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北京农大校长公开信》中说：“今日身当教员之人，果有几人真肯为教育牺牲？大多数不外以教习为糊口之职业，而存心借此骗一口饭而已。”
（16）“投畀豺虎”、“投畀有北” 都见于《诗经·小雅·巷伯》：“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据唐代孔颖达疏：
“有北，太阴之乡，使冻杀之。”谮人，造谣的人。
（17）泰戈尔（R．Tagore，1861—1941） 印度诗人。一九二四年四月曾来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他的六十四岁生日。
（18）城狐社鼠 比喻依势作恶的小人。据《晋书·谢鲲传》，王敦欲除刘隗，谢鲲说：“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意思是刘隗在皇帝身边，就像狐狸、老鼠藏身城墙和土地庙（社），要铲除它们，又怕损坏城、社。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现代评论》五五期《闲话》的末一段是根据了女大学生的宣言（2），说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个，别的都已进了女大，就深悔从前受了“某种报纸的催眠”。幸而见了宣言，这才省悟过来了，于是发问道：“要是二百人（按据云这是未解散前的数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么？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3）这当然要为夏间并不维持女师大而现在则出而维持“公理”的陈源教授所不解的。我虽然是女师大维持会的一个委员，但也知道别一种可解的办法——
二十人都往多的一边跑，维持会早该趋奉章士钊！
我也是“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4），而且爱学奴才话的，所以所说的也许是笑话。但是既经说开，索性再说几句罢：要是二百人中有二百另一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维持会员也都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而剩下的一个人偏不要维持便怎样？……
我想这些妙问，大概是无人能答的。这实在问得太离奇，虽是四五岁的孩子也不至于此，——我们不要小觑了孩子。
人也许能受“某种报纸的催眠”，但也因人而异，“某君”只限于“某种”；即如我，就决不受《现代评论》或“女大学生某次宣言”的催眠。假如，倘使我看了《闲话》之后，便抚心自问：“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
……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那可真要连自己也奇怪起来，立刻对章士钊的木主（5）肃然起敬了。但幸而连陈源教授所据为典要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也还说有二十人，所以我也正不必有什么“杞天之虑”。
记得“公理”时代（可惜这黄金时代竟消失得那么快），不是有人说解散女师大的是章士钊，女大乃另外设立，所以石驸马大街的校址是不该归还的么？自然，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但我却没有被其催眠，反觉得这道理比满洲人所说的“亡明者闯贼也，我大清天下，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6）的话还可笑。从表面上看起来，满人的话，倒还算顺理成章，不过也只能骗顺民，不能骗遗民和逆民，因为他们知道此中的底细。我不聪明，本也很可以相信的，然而竟不被骗者，因为幸而目睹了十四年前的革命，自己又是中国人。
然而“要是”女师大学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样呢？其实，“要是”章士钊再做半年总长，或者他的走狗们作起祟来，宗帽胡同的学生纵不至于“都入了女大”，但可以被迫胁到只剩一个或不剩一个，也正是意中事。陈源教授毕竟是“通品”（7），虽是理想也未始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怎么办呢？我想，维持。那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就用一句《闲话》来答复：“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几句公平话”。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隐忽现一样，“少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候多数不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8）你说多数是不错的么，可是俄国的多数主义现在也还叫作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华民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之”。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虽然多数，也得算作例外的罢。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
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