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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着回答“很好，一切都很好，没有问题。这回我可见了世面。”
“见世面是什么意思？”他们追问。接着又说“你肯定是碰到了麻烦。”
“不，一点没有，”我向他们保证“就是见了世面，仅此而已。”我又重复一遍。过了一会儿，我又说：“我想现在我可知道黑人在南非是什么滋味了。”
他们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开始笑了。他们知道了发生的事情，有点尴尬。虽然当时食宿安排令人不愉快，但以后我全部逗留期间一切都很顺利了。我发誓绝不再跨进这个国家。
鲍勃·方丹和他的同事完成了调查。他们断定“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也许在沙特阿拉伯一直就存在，只是发病率不高。只有在朝圣者中间这种病毒才得以传播。他们为了满足祭把的需要，沙特从世界许多国家进口了牲畜。这些国家包括苏丹、伊拉克、也门、伊朗。上述国家的许多地方都有硬扁虱，也许这也就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从新西兰进口的羔羊干净，健壮。但问题出在屠宰场的工人身上。屠宰前，他们把所有的羊都关在一个大的羊圈里呆上几个星期。所以伊拉克羔羊身上的病毒很容易传给新西兰羔羊。屠宰之前，羔羊可能染上了病毒。
在鲍勃的倡导下，沙特政府想方设法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所有进口牲畜都必需检疫。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朝圣季节“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出问题了。
以后我在巴基斯坦工作时，我告诉当地的男人——当然是穆斯林了——我曾在麦加做过报告，这使他们大力震惊。一位白人妇女去过麦加！还作报告，简直不可思议。
1986年，为了追踪“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我和乔去了南非。霍斯特·库斯纳（Horst Kustner），比勒陀利亚的卫生人口发展部专门负责流行病工作的主任，邀请我们前去调查该疾病的发病情况。该机构与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的职能完全相同，只是没有“疾病控制中心”丰富的信息资源这一有利条件。霍斯特五十多岁时曾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过，在南非唯一的一个流行病研究部门任主任时，完全是单枪匹马工作。我们在比勒陀利亚办公室见到他时，他显得很焦虑。“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令南非卫生部门负责人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只有真正了解这种疾病对人体的危害，才能确立一套防疫措施。听了霍斯特简要介绍情况后，我们决定建立一个“疾病控制研究室。”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很难研究的病毒，原因是在地理位置及发病时间上，病例总是很分散。病毒的实验工作也受到阻碍，其原因是动物染上这种病毒而发病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不幸的是人类却无法逃脱病毒给他们带来的恶运。
接下来我们去拜访鲍勃·斯旺波尔（Boh Swanepoel），一位老朋友，著名的出血热病专家。他在约翰内斯堡有一个第四级病毒隔离实验室，这是仅次于美国国内的世界一流的实验室。我们不仅需要鲍勃的帮助，而且还了解到他上在做这些病例的实验诊断。鲍勃，这位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专门研究动物病毒的专家，几年前离开津巴布韦（当时叫罗得西亚）前往南非工作。他进入克鲁格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从大量奇特的乌和动物身上采集血佯，他也因此而出名。调查结果令他吃惊，除了非洲的旋角大羚羊外，所有的动物都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抗体。这一发现确实很了不起。鲍勃研究所获资料不仅使我们兴奋不已，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表明，“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在野生地带广泛传播。1984年，鲍勃曾在泰格伯格医院（Tygerberg Hospital）调查过受病毒感染而发病的九例病人，其中两人死亡。他告诉我们，庸情不是很严重的所有病人，都与这些病人及他们的血液有过直接接触。到此为止，可以证明，在南非出现的所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感染都与屠宰牲畜，扁虱叮咬有关。令人吃惊的是，非洲的鸵乌却养得羽毛丰满。
我们想同鲍勃见面谈谈应该没有问题。准知道与他通话时，他的口气听上去极不情愿，我们一再坚持，会面的时间才定下来。霍斯特派他的统计专家，安娜密克·米德尔库普（AnnamikMiddick00）也来参加。我们在鲍勃的办公室等鲍勃时，安娜密克显得局促不安。鲍勃进来后，一付敌视的样子。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与霍斯特已不来往。我感觉他们之间的矛盾还相当复杂，他们各自为政。
我们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的调查需要鲍勃的帮助，因为他能提供一流的实验室设备和疾病的鉴定，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霍斯特的帮助，他会给我们配备流行病专家协助工作。我们应流行病研究员的邀请，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感觉到双方关系紧张，科学界这类事情并不稀奇。但这次麻烦的是，双方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决定抛开杂念，集中精力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们听从鲍勃的安排。他同我们讲了心里话，心情好多了。
他告诉我们自1981年他便开始在南非做人体上的“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调查记录，所有病例都是在他的实验室里诊断出来的。他见到第一个病人的鲜血是从一个12岁男孩身上抽取的。这个孩子与他的朋友一起去“先锋队”夏令营露营。这些男孩走进灌木丛中，在大草原的树下露宿了一晚。所有的南非儿童都要参加这些活动，安排这些活动是为了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这个男孩从夏令营回来就病倒了，检查发现他头顶上有可疑的肿块，一定是扁虱咬的。
这个男孩的病情急剧恶化，大出血后死亡。
把病毒从这个男孩的血液中分离出来后，鲍勃带了一条毯子驱车前往夏令营，找到了男孩宿营地点，把毯子铺在草地上，这是昆虫学家捕捉扁虱的最原始的方法，第二天毯子上爬满了扁虱。
我们与鲍勃达成协议。我们同安娜密克及霍斯特派来的几位年轻研究员前往金伯利（Kimberlev），我们采集的样本则送到鲍勃的实验室化验。鲍勃还答应让他在金伯利的病毒接触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资料。而霍斯特仍留在比勒陀利亚。这样一来他们俩就不必见面。
要采集的样本实在大多了。我们在牧羊场和医院，从六百人身上抽取血样。此外，当地一位极为能干的兽医从二千只动物身上抽取血清供我们研究。
虽然金伯利以钻石采集闻名，但医院里大多数染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病人都来自遥远的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Desert）北部牧羊场。去年，金伯利医院有九名患者，其中一位是牧民，已死亡。前年，有位护士也死于该疾病，这就说明该医院隔离护理方面还有漏洞。现在我们看到医院非常现代化，管理严格，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感染者设置了专门病房。病人在那里得到很好的看护，许多人都痊愈，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疾病。
得到医院的支持和合作，我们把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分成两组，一组在医院里搞调查，另一组到36个牧场调查了解“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流行的情况。在一望无边的原野里，有大片的牧场，有些牧场地广人稀，几乎见不到羊群。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宏伟的景观与单调的生活并存。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此生存。我发觉当地的祖籍欧洲的白人牧民极为好客，也十分粗鲁，但有时令人无法理解。一次我们去牧场。一到那儿，就发觉我们被监视，有两双眼睛在农舍房门后一直窥视着我们。我们走近，才看清是两个男人，当地牧场主的儿子。从他俩的表情及一举一动，看得出他俩有严重的智能障碍。这就使我们很快推测这些牧场里，一定有不少的近亲通婚。因为这里的情况是：牧场主白人一家与雇佣的黑人住在牧场上。牧场与牧场之间距离很远，所以近亲通婚就不足为怪了。然而这些牧民生活中的甜酸苦辣有谁过问过呢？一位牧场主拿出一个记录雨水情况的本子给我看，上面记录着过去二十年的降雨量。最后一次降雨是1977年，现在是1987年。整整十年，没下过一滴雨。
一走进当地白人的房间，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外面的荒漠似乎不存在了。起居室里摆满了安乐椅，上面套着华丽柔软的椅套。屋里还摆放着精巧的咖啡桌。环顾四周，到处都摆放着黄铜制的装饰物和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