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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有他自己的一套用人方针。项目需要能干帮手，他就从和平队里挑，挑最好的。我刚来塞拉利昂那会儿，项目中心正雇着三名和平队队员。一个名叫约翰的汽车机械工，我们跑公路的卡车全归他保养。第二个是医院管理人员苏珊·斯科特。第三个是苏珊的丈夫，电工，负责我们的发电机安全运转。
至于那一帮英国海外服务的志愿人员主要是医院里出身的专职护士。她们在英国本上就是拔尖的好手。她们之所以来非洲，就是出于追求冒险和换换生活方式的心情。再说，她们对久居国内毫无兴趣。因为她们如获升迁，必然是做行政工作。而她们这些人的本性喜欢的还是实地动手的经历，认为这要比填单子、划表格强得多。
后来，我结交了她们中间的三位：迪尔德丽（Deirdre）、莱斯利（Lesley）和希拉（Sheila）。三人中，资格最老的是迪尔德丽，她来塞拉利昂已有两年了，莱斯利和希拉初来乍到，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这里的环境，如当地习俗和文化差异等。
迪尔德丽有一位好友和同事，芳名珍妮·桑德斯（Jenny Sanders）。两人身分相同，都是英国最高资格的护士和产婆（助产士）。当时，珍妮在我们住地25英里以外的潘古玛医院工作。
特别要说明一下，潘古玛紧邻钻石矿区。赶来这一带打工的人，都挤在狭窄的住所里，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同老鼠挤在一起。简直成了滋生拉沙热的肥沃土壤。这家医院本身，由于曾经出过院内感染拉沙热病例，一时成为塞拉利昂同行业中的先例，多少有点名声不好。
珍妮不管这些。她在潘古玛过得挺美，生活的热忱毫不受损。说穿了，是从来没有人把几年前医院职工曾因感染而死亡的不幸情况告诉过她。珍妮正在青春年华，生活无限美好。她玩橡皮回力球，也游泳。当地钻石矿有俱乐部。那里有这些设备条件。她朋友多，未婚夫多米尼克还形影不离，呼之即来。因为他也是英国海外志愿服务队员。他的工作是在塞格布韦马学校里教书。
珍妮日常忙于护理病号和接生婴儿，过着老一套的上班生活。谁也没有同她和她的队友们提起过拉沙热的厉害，也没有人告诫他们要谨防感染的危险。这种无视危险、不承认现实的做法，有点儿像大家合起伙来搞鬼似的。如果同当时当地有关拉沙热的宣传搞得无处不在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十分荒谬的。凡是拉沙热方面的事，不论是谁，都是来我们这里求助的。奇怪的是，就是这个英国海外服务志愿队部门，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过。也许这些英国人非常偏执，他们通常总认为：为什么要美国人插手？英国的机构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何况这里原来还是大英帝国殖民地。后来弄清楚英国海外服务队的随队医生已是古稀老人。他原来是伦敦高级贵族医院贝尔格雷维亚的医生，可能他这一辈接触过的传染性疾病不会大多，更不用说这类奇怪的拉沙热病例了。
星期日的早晨，意味着是项目工作人员一天休闲的开始。在平房面前，葡萄袖树荫下，随意看看书何等惬意。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所以那天医院里招呼鲍勃·克雷文马上赶过去，显得十分突兀。我们都弄不懂，有什么事情这么要紧非得要项目主任亲自出马？
克雷文隔了一个小时才回来。从他脸上倒看不出有什么忧心的事。他脾气不好，沉默寡言，大家没有什么好同他多谈的。这次原也没有指望他多说上几句什么。然而他反而向我们通报说海外服务志愿队的潘古玛护士中有一位病了，来住院。她发烧，同希拉和莱斯利同住一室，再一问原来是珍妮。克雷文接着又说，潘古玛医院的英国老医生迈克尔·普赖斯负责照料她。迈克尔虽然认为珍妮得的是伤寒，要不就是疟疾，他还是把克雷文请去，因为他怀疑也可能是拉沙热。
我去探视时，珍妮自己认为她可能染上了疟疾。我打从第一次见到她，就喜欢上她了。她长相俏丽，典型的英国金发姑娘。特别是性格好，乐乐呵呵的。她说前天晚上，她已经感到头痛了，还有点发热。她没在意，还去参加了一次舞会。迈克尔医生首先假定她得的是疟疾，就用氯奎因来治。服药后无任何起色。我们开始怀疑起来，认为不太像疟疾。那么，只能是下一种可能了，她或许真的染上了拉沙热。
然而证据不足，不能下定论。珍妮身上没有出现拉沙热的抗体。这一点当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拉沙热得病初期，找不到抗体是常见的情况。再查珍妮的肝功能AST指标，也还没有达到乔认定作为拉沙热治疗依据的标准。虽说这是乔订的标准，但确实有用。根据这种检验不出具体结果的情况，鲍勃决定暂不开始用雷已抗病毒素治疗。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鲍勃的决定是正确的。
尽管这么说，我们却丝毫未能宽心，乔当初逐条订下这些诊断依据，是把患者从住地送来医院这一段耽误的时间也估算在内的。一般说来，当地患者都是指望在家中等上几天能好了就万事大吉。要拖到实在没法拖下去才送医院。老百姓从经济上考虑，教会医院再便宜也还是得花上一些钱。此外，还有一点当地的特殊情况：生病先找巫医，这是惯例。医院从来是被当作万不得已时的救命倚靠。如此因循延误，等病人送进医院，基本上都已经到了疾患严重阶段。
但是珍妮的情况全然不同。她才发热两天，真要是感染上拉沙热的话，病情刚刚开始，离发作且远着呢。这就意味着化验的结果都可能相对正常。然而病毒治疗的关键却是要求一感染就下手，越早越好，才能制止病毒种下难以挽回的恶果。珍妮事件以后，我们如果再遇上珍妮同类病例，只要有拉沙热的可能，我们都下得了手按拉沙热治疗；第二天，早上，我同一位名叫库尔布拉（Coolbra）的护士一起走进院子的时候，说到珍妮的情况。他也十分关注珍妮，而且一直在认真观察。他是我们知道的这帮人中间同拉沙热患者打交道最多的一个。我在等他回答我要求他谈谈他的看法时，垂下双眼，盯着脚下窄窄小道上的青草不敢看他脸上的表情。
“她得的是拉沙热。”
他说得斩钉截铁，没有丝毫怀疑或犹豫。那正是我害怕的。
我们继续悉心护理珍妮。医院病房条件大简陋，朋友们把她安顿在希拉和莱斯利住所里。我们下午下班，从实验室回驻地，途经那里时，天天可以看到她在廊下坐着。多米尼克陪在旁边。小伙子可稳不住了，愁个没完。要是珍妮真的没有问题，他也免不了心痛她这心痛她那，现在，不用说，更是着急得发疯似的。
三天过去，情况依旧，虽不见好，也没有向坏里发展。待到星期四下午我们最害怕的事得到了证实。
珍妮突然间开始痉挛抽搐。接着就是昏迷，失去知觉。无可怀疑：痉挛是拉沙热最坏的症状之一。实际上我们知道凡出现痉挛现象的拉沙热患者无一幸存。痉孪现象意味着病毒已侵入脑部。当天晚上，珍妮开始注射雷巴抗病毒素针剂。目前，再也无法可施，只有等待——并希望。
翌日一早，我们又给珍妮验血。这次的结果十分明确。抗体阳性，肝功能试验的指标上升得快极了。再也不存在所谓的情况含混不清问题，珍妮不只是病了，而且已呈现出拉沙热患者垂死前的一切症状。
星期五晚上，克雷文值班护理。实际上项目的全体人员都自发动作起来。鲍勃一发困，迈克和唐就把他替换下来。我和唐娜负责实验室方面的任务。连没有医药技能的人员也都投入抢救活动，尽其所能提供合作支援，如让护理人员随时都能吃饱喝足。真要论重轻主次的话，迪尔德丽和她的一些朋友才是真正的英雄。她们分4小时一班、24小时轮流值班，保证珍妮身边有两个护士守着。分分秒秒都无间隙。她们奉献爱心的行动臻于至高无上境界，我承认凡我所见到过的护理工作，都无法与之比拟。她们给珍妮勤翻身，防止出现褥疮。她们给珍妮擦洗、吸痰排液，保持呼吸畅通。她们监理静脉点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