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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患者一旦死去。发生的那些关键的事情也就过去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
1983年11月我再次和乔相遇。他是从扎伊尔回来途经伦敦的，他是去进行扎伊尔的第一次艾滋病调查的。他到达伦敦后找不到我。显然是戴维·辛普森给错了电话号码。经向查林·克罗斯（Charing Cross）旅馆查询，他继续努力寻找我。当乔下定决心去做什么事情时，他不会让任何东西把他挡住的，当然不会被英国电话系统难倒。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我。鉴于他所遭遇的麻烦，也因为他对我的工作所表现的兴趣而感到荣幸，我愉快地请他出去吃了一顿美餐，整个后半夜我们坐在我在温布尔顿（Wimbledon）起居室的地板上兴高彩烈地谈论科学，直至凌晨，第二天我送他去机场，他搭乘回亚特兰大的班饥。在他正要登机时，他说：“你一定要到亚特兰大来，在拉沙病人前重复你的埃波拉病实验。”
那是在我们打赌的时候。我告诉他，拉沙病的秘密可以在血小板中找到。
“不，”他说，“拉沙热病例中血小板是正常的。”
我们一致同意打赌的赢家将得到一瓶好酒。
一直到1984年我才有机会要求得到这瓶酒。同技师希拉·米切尔（Sheilamiichell）和唐纳·萨索（Donna Sasso）一起，我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实验室套间里做了一次有关拉沙病的实验。我得到同我预言相同的结果。乔非常雅致地承认了这点并请我出去午餐。作为一个宽厚的胜利者，我不在乎分享这瓶酒的一小口。
英国式的第四级病毒实验室
这只猴子抓住我的手并撕破我外面的那只手套。现在我第一次感到害怕了，这只猴子四天前已在扎伊尔染上了埃波拉病毒。
我诅咒，但声音被防毒面罩捂住了。我怀疑乔夫是否听到了，但即使这样他也立刻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他能够辨别出来。1976年在同样情况下，他自己也偶然受了感染——侥幸死里逃生活了下来，讲述他的故事。
他那事故发生在1976年后期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乔夫正和我在同一个实验室工作。当时他正用在扎伊尔分离出的原本埃波拉病毒给老鼠注射。要做这项工作，他必须用大姆指和手指夹着一个极小的老鼠，同时用一支很小的装满活的病毒液的针注射在老鼠身上。乔夫进行这种工作已多年，未发生任何问题。我知道没有别的病毒学家像他这样能以如此出色的灵巧手法来从事这种试验。但瘟疫仍在扎伊尔蔓延，对他们都有压力。注射针滑落，刺进了他的大姆指，针里装满高浓度的埃波拉病毒，它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物质之一。
他很快脱去手套并查看是否有渗透。发现没有渗透，他又查看姆指并挤压它，看看是否有任何血迹。也没有。他在氯气消毒剂中洗了手，没有更多可以采取的措施了。他就和一位和他共同工作的矮而胖的威尔士病毒学家厄尼·鲍恩（ErnieBOwen）讨论了可能发生感染的问题。（厄尼就是那个打开戴维·辛普森的匣子发现那六只死蝙蝠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可能但未实现的事”。乔夫带上一付新手套做完了他的工作。
做完这天工作后，他即向行政方面汇报了这次事故。当时正是首次发现埃波拉病毒的时候，因此对这种疾病怀有无可掩饰的惊慌和恐慌。这里还夹杂着通常围绕着这些传染病的，有时几乎近于歇斯底里的骚动情绪，蒙蔽了那些缺少经验时人们的判断力。科学家们则保持冷静，但这种骚动氯气影响了在实验室里组成的处理次要事件的委员会。委员们本人从不做任何有危险的工作，不真正接触病毒，也谈不上有任何关于病毒学方面的经验。尽管如此，他们总是告诉那些研究埃波拉热的科学家们，应该做些什么。当知道这次事故的情况后，委员们召开了会议并经过什细考虑，得出结论，认为既然手套没有破裂，皮肤也没有任何损伤，那么就不需采取任何措施。
因此乔夫回到索尔兹伯里（Salisburv）的家中度周未。星期一他回来工作，感觉良好。星期二傍晚，他带小儿子去看索尔兹伯里大教堂附近的射箭比赛。那天晚上他不能入睡。他感到剧烈的头疼并发烧。
星期三早上他拖着病体去上班。他向每个人承认他病了。他这样一宣布便造成了混乱。那一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坐着，同时每个人都在想该怎么办。后来下午他被送到伦敦北部的科佩特·伍德（Coppett wood）热病医院并放在隔离罩中。从那时起，乔夫就对自己的病失去了记忆。他告诉我，他的生命中缺掉了那两个星期。
给他注射免疫淋巴疫苗，就像在金沙萨时给传染上埃波拉病毒的马英嘉（mayinga）一样。还给他服用整个英国所能供应的干扰素一一一种天然抗病毒药物，但还要看在人类出血热的疾病中是否有效，虽然从理论上讲它应有抗病毒的效果。几天来他在死亡边缘上徘徊，但终于活下来了。这或许是由于他得到细心护理，或者由于干扰素，或淋巴液或只是由于他自己内在的力量。后来当我们利用他的血小板作试验对照物时，我们就开玩笑他说，它们的作用是多么强有力。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活下来的原因。当然，他还得到了远比非洲偏远角落里茅草屋中能得到的更好的医疗条件。
有时喝啤酒时，我们总要逗他，假模假样地多方诱使他做“重新挑战”试验。我们说，这样我们可以找出是否有任何人会在受到埃波拉病的第一次袭击之后产生免疫性。有趣的是，他总是拒绝这种为科学作贡献的机会。
当乔夫到波登·当重新工作时，委员会决定对此次事故进行调查。乔夫和厄尼被召出席。当乔夫把事件复述之后，被指派的安全事务官员对他说：“如果你知道危险，为什么不将你的姆指切除呢？”
他说这活是认真的。
即使许多年以后，那个安全官员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他似乎认为你不可能总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在他看来，宁可把科学家们同实验室里的一切全都放进高压消毒锅里消毒，也不去冒让埃波拉病传播的风险。
因此我现在正处在几年前乔夫的境地。当我把被猴于抓住的手挣脱出来时，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乔夫当年的那番遭遇。是否我也要经受他经历过的折磨？我扯下外面的手套并察看里面的手套。裂口看来没有透过第二层。为了彻底弄清这一点，我将里面的一付手套灌满水。它不漏水，我的皮肤上也没有受损伤，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是安全的呢？乔夫当时也注意到没有渗漏。当然，猴子的爪上要远比刺进乔夫姆指的针头上所带的病毒要少。
这一切发生在位于英格兰南部波登当的第4级病毒实验室里。这是英国唯一的这类设施。这所实验室建在索尔兹伯里大平原中部一座小山上，是一座有几幢宽大的水泥和砖结构建筑的，重要的国家综合研究所的一小部分。它构成一幅居高临下的景象。第4级病毒实验室原本属于英国陆军，在二战期间进行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绝密试验。其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空气生物学——即用某种形式的飞行器散播传染性生物物质的可能性。
乔夫和我在一个巨大的猴室里工作。戴维和我得到资助购置了一台实验所需的血液学（血液分析）仪器。真的，我们的工作带有高度的即兴意味：乔夫和我学着每件事都亲自动手。
我于1982年来到波登·当。不久即同乔夫一起从事埃波拉病毒方面的工作。因为实验有时要求我们连续工作六小时，我很幸运能有他在我身旁。猴子抓住我手套的那天，我们两人正在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试验，目的是要在我们以前发现的病毒损害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的现象的基础上找出医治埃波拉病毒的办法，我们的想法是如果能够医治猴子身上的疾病，那么我们也可以将结果应用到人类感染此病的患者。我当时又重新采用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毒菌株，因为这种病毒实际上能在所有感染它的猴子身上引发致命的疾病。这种病毒就是那种在1976年袭击扬布库并夺去三百条人命的病毒。死亡率高达90％。乔夫就是感染这种病毒而又侥幸活下来的。
虽然我们不愿这样利用猴子做试验，但这是获得所需的、有关这种病的情况的唯一途径。事实上，今天所掌握的关于埃波拉疾病的过程的知识大部分得自乔夫和我在波登当工作时进行猴子实验所得的结果。
我们决定从那只撕破我手套的猴子身上取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