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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热的噩耗惊起。向“疾病控制中心”这样的机构提供基金，往往直接与某种特殊疾病在美国人口中引起惊恐的程度成正比。疫情出现的地方愈靠近美国本土，你就越发可以相信美国国会将拨款去进行调查。当埃波拉病毒对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县形成威胁时，国会就真的拨款了。就我们眼下要去调查的病毒来说，那还是遥远将来的事。
在缺乏足够基金的情况下，我启程往塞拉利昂之前，卡尔和我构建了一个第四级病毒“现场隔离室”（轻便的实验室）。我们设计的这个实验室是一个密闭的小屋，能够在里面处理易传染的物质而没有感染的危险。它只是一个小间，四壁开了孔口，里面放有黑色乳胶大手套，可以伸进双手和两臂。虽不能确切地称这是高科技，然而跟我们一起工作的那位工程师确实做得非常精巧。实验室就架在一张4X8的胶合板上，这块胶合板的作用是支承每个棱角上的钢杆。实验室置于塑料气囊内，一拉就折叠起来，易于搬运。塑料气囊跟外面鼓风机装在一起，鼓风机将气囊内空气抽出，囊内呈负压状态，这样就确保即使塑料气囊出现漏蹿，传染性物质也不会泄漏出来。囊内抽出的空气经过高效粒子过滤器过滤，可以滤出像病毒一样小的粒子。麻烦在于那些手套用起来很不称手。后来我们认识到最大的危险并非通过空气意外地将那些病毒吸人体内，而是由于手指被污染过的针头或其他锋利的器械刺破所致。又过了一些时候，我们明白了真正危险所在，就改为在敞开的工作台上处理从塞拉利昂拉沙热患者身上取来的样品，这样就能比较容易地保护我们的双手。然而，直到这时，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将要处理的是什么类型的病毒，它是怎样传染的。真正的可能是空气传播的细菌。
10月19日，当我仍在做前往扎伊尔的准备工作时，“疾病控制中心”的卡尔·约翰逊（Karl Johnson）和帕特里夏·韦布（Patricia Webb），在英国波登当（PortonDown）的厄尼·鲍恩（Erie Bowen）以及在安特卫普（Antwerp）的斯蒂芬·帕廷（stefan pattyn）和吉多·格朗（Guido Vander Grocn）都从死在扬布库的一个病人的血液中成功地分离出了一种病毒。他们说，这种没有命名的病毒，跟玛尔伯格病毒外观很相似，细丝状的曲屈成奇怪的环圈，但是对玛尔伯格病毒的诊断试剂却无反应，它似乎应是玛尔伯格的亲属，但是却更加致命。比玛尔伯格更加致命，几乎比人类所知的任何其他感染都更加致命，来自扎伊尔的这种病毒在实验室内裂破组织培养细胞，增长速度惊人。
尽管当时还没人知道它，这种病毒已向南方扎伊尔的首都进军了。比利时一位修女的血液中带有这种病毒。曾经在扬布库一家医院工作的迈里安（Myriam）修女住入金沙萨的恩加利马医院（Ngaliema Hospital），看护她的是一位名叫马英嘉（Mayinga）的护士，非洲人。不久，马英嘉也开始出现了早期症状：发烧、头疼、精神欠爽。她曾经看见过这种疾病，又听说过内地有关该病的可怕故事，她惊恐万状，这是我们大家都能理解的。她心神错乱，惶惶不安，在金沙萨市内到处乱走，寻找医生，又到急诊室去求医，却不敢面对可怕的现实，只盼望医生告诉她没事，不过是疟疾，别担心。由于她出入于候诊室和门诊部，她就冒着将此病毒传染给周围人们的危险。对此她很少懂得。身上的症候使她坐卧不安。她的情况越来越糟。
人们不知道她首先注意到的是什么，头疼？发烧？吞咽越来越困难？咽候后部剧烈疼痛？她被这一现实吓坏了，继续对自己否认得了这种病毒，但是又拼命地寻求得到确证，一个普通的解释。疟疾，一定是疟疾。人们总是害疟疾的。渐渐就痊愈了。
可是马英嘉得的并不是疟疾。
终于，她不能再走动了，住进恩加利马医院。她正是在这所医院里染上了这种病毒的。住院以后，她马上就成了医院工作忙乱的中心。医生们赶忙为她注入从得过玛尔伯格病、康复后病人身上取来的血浆，抱着一线希望，但愿能有一点疗效。凡在医院或市内任何地方与她接触过的人一律隔离起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从她血液中分离出的病毒后来竟成了她对人类的遗赠。我们后来对此前所不明的病毒及其对人体影响的一切实际知识，都来源于她的血液。10月19日那天，当科学家们在亚特兰大和欧洲鉴定出这种病毒时，我正走出我在塞拉利昂乡间的往处，看见一辆货车停在附近，司机向我走来，问我知不知道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医生。我说我就是。
他递给我一封美国大使馆的信，说：“这是给你的。”正是我一直盼待的信息：WHO（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已得到扎伊尔政府准许去进行调查。给我的指令是立即前往金沙萨。我请司机把我给大使馆的回信带去，要求帮助安排一张机票。惊险的经历就要开始了。
卡尔，当然比我先走一步。他同“疾病控制中心”新近聘请的流行病学家乔尔·布雷门（Joel Breman）一起已经到了扎伊尔了。他们在亚特兰大飞往金沙萨的班机上遇到一位后来在调查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比尔·克洛斯（Bill Close），他是扎伊尔的，也可能是全非洲的，最大一所公立医院院长玛玛·那摸（Mama yemo）医院的院长，身高大约五英尺半，脑袋又大又圆，身躯比较肥胖，精力旺盛，是个理想主义者，又富人道主义精神。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不停地抽烟。工作认真，从不懈怠。他讲法语像巴黎人，在某些场合他的用词带有一种急躁而又尖酸的语气，他是个空想家，60年代早期，扎伊尔独立之后不久掀起的道德振兴运动鼓舞他来到扎伊尔。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家庭迁人并定居于一个战争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尔不像绝大多数其他人那样。在他看来，扎伊尔正是空前的大好时机去实现他的理想，做一些令人鼓舞的事。直到今天他还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和目标生活着工作着。比尔的激昂愿望是到一个战区中心地带旅行，看看自己能提供哪些帮助。当时矿藏丰富的加丹加省已经是个战区中心地了。他不卷人战事中的任何一边。这对于他是个精明的决策。他只对医疗受伤人员发生兴趣。在危险面前，比尔无畏地继续为病者和伤员做手术，有时在枪口下替士兵动手术，一般说来，我想他可能获得了比预期要多得多的兴奋和激励。那场冲突的确使他有机会遇到一位后来成为有用的朋友的人，就是雄心勃勃的蒙博托·塞思·塞科（Mobutu hse Seko）上校。蒙博托后来掌握了扎伊尔政权（迄今仍掌握着），起初是精明地、后来又结合残忍与贪婪来统治这个国家。然而后来事件证明，与蒙博托的结识不仅对比尔有利，世界卫生组织也获益良多。卡尔和乔尔认识到他们要把工作做好，有比尔的帮助情况就好得多。在那个文犊主义严重，任何事都难很快办成——或根本办不成——的国家，只要蒙博托一句后马上就成了，如果不顺从他的心意，就要付出巨大代价。
到了金沙萨后，卡尔率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成员留了下来，由乔尔带一个先遣小组前往北方几百英里以外的扬布库地区。长时间高速飞行后的疲劳尚未恢复，乔尔同他的从法国和扎伊尔来的同事们便立即登上另一架航机飞往内地去了。
他们一去就没有音信了，跟他们的一切联系全断了。
就在这时候，正当卡尔即将在金沙萨进行业务活动时，消息传来，说马英嘉已经死了。现在，无可讳言：那无名的疾病已经来到。很少人相信马英嘉只是唯一的一个遭难者。
所有这些，我全然不知，还在努力想法要从塞拉利昂前往金沙萨。这并不是简单容易办到的事。我冒险乘坐一架塞拉利昂的航机，避免坐那颠簸难受的八小时旅程的汽车，来到弗里敦。接着的问题是弗里敦还有没有飞机可乘。往来非洲，向最好的情况说，也是一种碰运气的游戏，航班时间没有保证，常有意外情况。现在，我们如要从非洲这一国家到非洲另一国家，我们常常先绕道飞回欧洲，然后再从欧洲飞往，既方便，又舒服，且安全。我那次之行，则无此条件，时间太紧了。非洲客机的时间表，出名的不可靠。尼日利尼和加纳的两条航线被公认为非洲最可靠的了，也只是在适合他们的时候起飞，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