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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我十八岁的时候，浦东女青年会办了一个平民夜校。那时候没有人教我们排戏和唱歌，徐老师（引者注：指徐明清）就请了一些内行的同志来教我们。教唱歌的蓝苹同志（引者注：此处可能回忆者的记忆有出入。据徐明清回忆，当时江青用”张淑贞“化名，称”张老师“，而”蓝苹“则是江青进入电影界之后才取的艺名），每星期来二次，总是准时来到。她拉得一手好二胡，在教我们之前，先要自拉自唱两遍，她那婉转的歌声和悠扬的琴声，真使我们听了发呆。”
“过了一些天，热心为我们工人服务的蓝苹老师忽然不来了。大家正感到奇怪，徐老师面带愁容，悄悄地告诉我们说：‘蓝苹老师被捕了，现在正关在监牢里受反动派的折磨。’我们听了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气愤。”
关于她的被捕，江青是这样对维特克说的：
“唉，我在上海干革命真不容易，惊心动魄！”
“有一次，我在兆丰公园附近，那里是别墅区了，靠近郊外。忽然听到后面有骂声，一个警察突然往前跑，这时我被两个工商打扮的人架起来，离开这条路，到一个警察分局。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我当时穿朋友送的丝绒旗袍，罩蓝布褂子，秘密表格在衣角上。架起时意识到被捕了，我大声喊救命，一个人也没有。他们赶快把我弄到野地里，一个人叫我快走，另一个人出来说好话。一个装红脸，一个装白脸。前面是水田，我装倒下了，把口袋里的东西吃到肚里。这就什么证据也没有了。到警察局，听他们打电话，说抓到嫌疑犯。我想是被牵连的……
“我被捕后，装着什么都不懂。后来知道有个女的叛变了。她的丈夫先叛变的，有名的黑大汉，他认识我，知道我是地下党员。他当叛徒后骗他的妻子，出卖了党的文件，有一天特务提审我，我又装着大哭大闹。忽然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我回头一看，正是那个黑大汉……”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天下真小”。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地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使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这位小伙子会在偌大的上海跟她面对面遇上，真是巧合！
此人名唤乐若，平常大家叫他“阿乐”。他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当年跟江青在一起活动。在黄敬突然遭捕时，是阿乐送她上船，逃往上海。
他乡遇故知。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阿乐当时是共青团中央交通，在上海工作。公开的身份是邮局出纳员。
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彼此间有了来往。
一九三四年十月底，阿乐约江青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连阿乐自己也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特务跟踪。那是因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交通胡耀华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被捕，此人是负责团中央交通任务的，被捕后叛变；六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即余其全）被捕叛变，竟然布置特务跟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致使大批中共地下党员遭捕。十月下旬，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番茄（即陈子林，后来改名黄药眠）被捕。他没有叛变，但是，国民党特工总部已从其他方面获知共青团中央两位交通——王哲然和乐若。王哲然得到团中央一位宣传于事的通知，急速离开了他所住的上海新闸路培德里一四二号，躲进一家旅馆。但是，十月二十六日，他在去上海《申报》图书馆接头时，突然遭捕。
特务们在跟踪王哲然的同时，也在跟踪乐若。当乐若来到兆丰公园，特务已在暗中监视。
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离北新径不太远。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事情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没有被捕。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这个大门逃，结果被特务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原本要抓的是乐若，却把江青逮住。当时，特务们并不知道江青的政治情况。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上一个女的，也是小沙渡路女工夜校的，共青团员。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来天获释。江青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绍琴很快把消息告诉徐明清：“李先生被捕了！”
关于江青在狱中的情况，斯某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作如下回忆：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樊伯滋（剧联成员）对我和郑毓秀说，李云古（江青的化名——引者注）到上海失踪了，一定是被捕了。过了大约二十天，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我和郑毓秀也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在狱中听郑毓秀对我说：李云古和她一起关在小监房（又称优待室）里，特务股的头头看李云古长得漂亮，夜里常常叫李去特务股陪那几个头头喝酒。还说：”李虽漂亮，但有一只脚脚趾有缺陷。“（注：江青左脚趾确有缺陷）我因知道郑毓秀是叛徒，对她非常气愤，没有理她。”
另一个当事人罩某，则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回忆道：
“一九三四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某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后改名为‘无名剧人协会’）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某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一九三四年冬，我和高某在福厦里路（引者注：今上海建国西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的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据徐明清回忆，得知江青被捕之后，“教联”曾设法保释。“教联”常委孙达生①让“交际家”黄警顽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据告江青确实关在里面。于是，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去保释江青。
①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采访。据合，他本名宋秉全，当时用名家分农。
过了些日子，徐明清收到一封信。一看，竟是黄敬从上海寄出的。原来，他在北平也站不住脚，又来到上海。这一回，他住在他的“大妈妈”那里。黄敬在信中留下了“大妈妈”家的地址，希望跟徐明清见一面。
经过组织上研究同意，徐明清去了。她记得，黄敬的“大妈妈”家在一条弄堂里，房子不算很豪华，但是还可以。
江青在狱中一个多月，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释。据曾任许涤新秘书的向枫同志回忆，出面保释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公共租界公董局何德奎。
出狱之后的江青无处落脚。百般无奈，只得求助于黄敬的“大妈妈”。这样，她和黄敬暂时在“大妈妈”家借住。
徐明清去看她，她正在发低烧，有点神经质，脸色很难看。因是保释，她还得定期向伪上海市公安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就在这时，徐明清收到家中的电报，说是母亲病重。
徐明清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病。组织上说：“你把李鹤也带去吧，让她避一避风头。”
徐明清不知道江青是否愿意去山窝窝里。谁知，徐明清一说，江青马上表示愿意去。当时的江青，在“大妈妈”家日子难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