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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六号。
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离去，一共住了一百一十四天。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就在此文发表不久，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四届人大发出了《通知》。《通知》指出：
“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通知》以黑体字醒目标出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就在这份传达了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通知》下达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
一九七四年十月七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了会议，因为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作为总理不能不亲自过问。
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当场表态，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借此做了许多文章。
十月十三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张春桥写了批语：“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江青要借“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是攻击邓小平。
江青对邓小平，恨得牙齿吱吱响，内中的原因是十几天前——十月四日，王洪文接到张玉凤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王洪文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指示如下：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第一”两字表明，一旦周恩来病故，继国务院总理之职者是邓小平！
这下子，完全打乱了江青的“组阁”计划，她怎不恨这个邓小平！
在十月十七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没有搭理她。
江青这“钢铁工厂”发火了，又当面追问邓小平：“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至此，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在日记中称“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当夜，江青在钓鱼台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商。为了争取“主动”，江青派出王洪文于翌日直飞长沙，向毛泽东告状。因为江青知道，十月二十日，邓小平要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受审时，这么说道：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句匕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翌日，王洪文急匆匆在北京——长沙之间飞了个来回。他上午九时起飞，下午二时见毛泽东，傍晚回到北京。他所以如此仓促，如他在法庭上所言：“因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一番“告状”之后，并没有表示支持江青。当时在侧的张玉凤，在一九八○年七月十八日写了如下证言：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对王洪文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毛泽东此言，又一次奉劝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四人小宗派”。
江青派出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一计未成，江青再生一计。
十月十八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