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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我们这里虽然自称杂志社，其实只是杂志在深圳的一个记者站，而且还是一个没有正式注册的记者站。但刘站长让我们这样介绍自己，我们是国有事业单位，我们是中国发改委的下属单位，我们的刊名是邓小平亲自题名的。
我们的工作说起来也很简单，刘站长根据“文化立市”的口号策划编辑一部《文明海港》的特辑，作为《中国文明潮》的一部分。我们的任务就是去物色那些想入编的单位，并从那些单位拉到适当的赞助费用。我们的工资就从那些赞助里提成。
在这里工作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没有底薪的，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很自由，还有一种是象我一样的，可以享受一个月八百块的低薪，还可以享受中餐，但必须每天都去单位坐班。刘站长私下里对我说这是给编辑的特殊待遇。
我进记者站的时候，正是记者站的鼎盛时期，除了刘站长，高站长，还有一名司机，一个会计，甚至还有一个人事主管。加上我和其他与我一起招来的十多个业务员，队伍算是蛮庞大的了。其中有一个业务员阿郑，是从法制报过来的，他的嗓门特大，加上女孩子多，记者站里真的很热闹。站里租用的六七间房子里随处都是欢声笑语。
站里有很多新买的花草，其中最突出的是一株发财树，最开始是由人事黄主管专门浇水，后来这任务落到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同时还有打扫卫生的任务。
除了休息日，我每天都要在公车上度过一个半小时。没座位的时候，我经常从公车的这端走到那端，就为了寻找一个座位，挤公车的人很多，要找个位子，很难。就像在城市里要找到我的一个位置，把握不大，还要找在家庭中的位置，在社会中的位置更难。值得庆幸的是我有时顺利地找到了位子。我默默地坐着，看着车子驶过高楼大厦，看着车子驶过和我一样沉默的人群。有时我则闭上眼睛，听着公车的轮子和地面摩擦作响，刹车片在暴力下嘎嘎鸣叫。如果是上班，人们或许会发笑；从公司里回来，他们便没有了活力，一脸写着疲惫。
不知是从什么，就有一些业务员来得晚了，后来就是一些人请假，再后来就是一些人陆续地走了。那个还留下的阿郑整天有事没事与人事的黄主管抬起了杠，黄主管嫌阿郑态度不好，阿郑则指桑骂槐地说黄主管不干事，不会文章，也不做业务。我很奇怪，刘站长今天站在阿郑一边，明天则站在黄主管一边，在他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奇妙的平衡。
黄主管追随刘站长多年，可以说是他的得力亲信，而阿郑则是他希望可以替他淘到金的人才。
这种争吵没有维持多久，阿郑另择高枝而去，在阿郑的影响下，本来就风雨飘摇的记者一下子军心涣散，一下子就走了五六个人。于是我越来越没事干了，刘站长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读报，研究报上的那些文章，琢磨怎样比那些文章写得更出彩。
我依然还留在记者站，仍然维持着那种单调的生活。一月四星期，一星期五天，每天早上按时起床，由摇晃的半小时公车开始一天，问候早安，开始读报或是搜索一些信息，中饭，一小时的休息然后继续读报，有时也给刘站长高站长打一些东西，到了晚上五点半，再摇晃一小时回到家。肥皂剧和一些书本陪我度过一个漆黑的夜晚，然后开始我新的一天。
四个月后，记者站里走得没剩下几个人了，于是在这些情况之下，我这个编辑也改行做了业务，也不用每天去单位了。我依然每天生活在车上，先约好一个单位，然后摇晃十余分钟去拜访，到所有单位都下班的时候，我又在夜色下的车厢里摇晃到租房。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这种生活，又一次回到了工厂，回到曾经熟悉的岗位。我那段在车上摇晃的岁月才彻底地结束了。
第三十三章 过年不回家
春节快到了，很多熟悉的身影突然消失于视线之外，他们纷纷踏上回乡的旅程。他们，一改往日的不事修饰，穿上新买的皮鞋和衣服，拽着沉甸甸的行李，携着亲朋好友，一身的喜气，回去过年罗！
这时，我收到了一家杂志社的约稿信，要我给他们写一组相关的文章，于是那些年头年尾的日子我空前忙碌了起来。我去拜访了很多的人，去走访了很多的地方，去做了很多的沉思。虽然我没回家，但我要说——
今年过年不回家，思乡情浓不打折。
很多人回去了，然而，还有很多的人，还要留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留守在这座因为打工而来的城市，这里，虽然温暖，却很寂寞；虽然繁华，属于自己的却不多。追寻那浩浩荡荡的留守大军，叩问他们留守的理由，让我知道他们虽然春节不回家过年，却并不等于他们就不重视春节了，不重视家庭了，不重视家乡了。他们和那千千万万回家过年的人一样，他们那份浓浓的思乡情也毫不打折。
囊中羞涩，我才没回家过年
阿龙是从湖南株州市来深圳打工的，他一直在厂里做IQC员，他来深圳打工已经好几年了。几年间，他结婚成家，娶了一个贤惠能干的妻子，还有了一个聪明可爱的两岁男孩，他还有一个妹妹在长沙念大学，每年都要上万块钱。以前他每年都回家过年，可是他今年却不回去了。原来是他没钱回去了。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工厂是淡季，没有多少订单，阿龙就特意请假回去探亲，与娇妻幼儿团聚，享尽天伦之乐，其乐融融，假期总是有限的，他很快就赶回了深圳上班。
到了七月份的时候，他家里突然打电报来，催他回去，原来是他最敬爱的父亲突然病了倒，而且是肝硬化的中晚期。他当时就请假回去了，顾不得旅途疲惫，他连夜和妻子一起千方百计地筹到了一大笔钱，将父亲送到了省城长沙的一名知名医院里。经过几个疗程，在花去了几万块钱后，他父亲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那些日子给阿龙的感觉是在烧钱，以后的化疗也是一笔不菲的花费。幸好他父亲还享受了公费医疗，要不，他家的债务窟窿肯定会更大。
父亲病情一稳定，阿龙就又回到了深圳上班。他那时再也不能失去一份工作了。
如此一折腾，阿龙回来上班时，身上已经所剩无几了。
一想到回家过年那昂贵的车费，以及因此无端增加的人情费用，一想到他妹妹在等着他的钱开学，他就知道自己是不能回去过年了。
好在公司对员工比较关心，会组织那些没有回家的员工过集体年，不仅会有红包，而且还会有丰盛的食物，当然各种活动也少不了。阿龙看来要在公司里过一个廉价的集体年了。
为新工作买单，我只好不回家了
十二月底的时候，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刘江从原来的单位辞工了，这也意味着刘江突然失业了。
那时候，就算是在深圳，要找工作也是很困难了。天气冷了，去找工作变得辛苦了，而招工的厂家也少了，招工条件也变得格外挑剔了。
他在人才市场转悠了几天，终于有了一家纸箱厂愿意请他去做品管员。因为他以前从没在类似的工厂里做过，所以他做起事来很吃力，感觉总是焦头烂额的。可是他也知道，不管他去哪里，都会有那么一个磨合时期。更何况那时工作又是那么不好找，他咬咬牙只好坚持了下来。
刘江也知道厂里招他进去的原因是有人要辞工回家过年。他除了努力做事外，对于回去过年，他只能奢想，虽然他身上还有些积蓄，够他回去的车费了。可是，如果他回去过年的话，那他这份工作一定就要泡汤了。
刘江有不少老乡在附近租房，也不回去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