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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
这一轮拆除工作至六七十年代之交全部完成，只有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古观象台，在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干预下，才得以保留。而东南角楼和崇文门东大街一段城墙，以及西便门的一段残垣，因不影响地铁建设，终得幸存。
从崇文门三角地至东南角楼，断断续续的城墙被湮没于挤挤挨挨的居民中。正是这些居民长期倚墙而居，才使这些城墙得以保存下来。而居民们就地取材，挖用城砖搭建简易厨房等，又在一点点地蚕噬着城墙。2002年，北京市政府对崇文门东大街的房屋进行拆迁，被那些破旧房屋包裹起来内城南城墙的东段裸露出来，与东南角楼连在一起，成为明城墙遗址公园。老年人在这里捡拾旧梦，从未见过旧城墙的年轻人，从这段残墙中，推想帝都往昔的风姿。
瑞典学者奥斯瓦尔德？喜仁龙在他1924年撰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这样描述古老的城墙：“内城城垣，雄伟壮观，初看起来，它们也许不像宫殿、寺庙和店铺、牌楼那样赏心悦目，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1948年底，那个意外地出现在梁思成面前的解放军说：“请放心，为了保护我们民族的文物古迹，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1】《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梁思成文集》【2】《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梁思成文集》【3】申予荣：《北京城垣拆除始末》，见《文物天地》，2003年第1期。
街衢交通
梁实秋先生曾经写道：“从前皇城未拆，从东城到西城须要绕过后门，现在打通了一条大路，经北海团城而金鳌玉冻，雕栏玉砌，风景如画。是北平城里最漂亮的道路。向晚驱车过桥，左右目不暇给。”【1】梁实秋所说的后门，是指地安门，而令他陶醉的“北平城里最漂亮的道路”，就是指现在的文津街。这条道路的改造，依旧归功于朱启钤。它不仅沟通了北京城东西的交通，而且，道路从中海和北海的碧波琼岛中穿过，对历史景观予以巧妙运用，成为北京道路改造中神来之笔，即使在今天，我们从这条道路走过，依然觉得心旷神怡。
元大都的道路系统，参照《周礼？考工记》原则，为“九经九纬”，是一种棋盘式结构，其布局、其功能、其规矩、其尺度、其形状，都十分严谨。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城中街道系统，以各城门为干道中轴，故北京各大街莫不广阔平直，长亘数里。其内城干道以南北向者为多，而小巷或胡同则多东西向；至于外城则干道在城中相交作十字形，北半小巷以东西向者为多，而南半小巷则多南北向焉。城中街道相交处或重要地点往往以牌坊门楼属为饰；而各街至城门处之城楼，巍然高耸，气象尤为庄严。皇城诸门，丹楹黄瓦，在都市设计上尤为无上之街中点景饰。” 【2】除了紫禁城仍然是个封闭的巨大庭院之外，民国年间，皇城已经消失，道路穿越而过。基本上使北京的道路网络成为一个彼此勾通的体系。尽管朱启钤在民国初年对旧京的改造，给东西交通打开了方便之门，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于行政中心区的位置安排没有采纳梁思成的建议，使得旧城街衢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50年代初，就在城墙存废的讨论开始之时，关于道路改造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些诉求最初集中体现在地安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以及众多牌楼等古建筑的拆除问题上。
林洙至今还保留着梁思成当年写给中央的信，信中除了阐明牌楼的历史文化价值外，还谈到他向汽车司机进行的调查，提出了解决交通问题的具体办法。在是否拆除牌楼的问题上，梁思成与副市长吴晗之间进行多次激烈争吵，以至于周恩来总理不得不出面干预。梁思成和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并以帝王庙牌楼为例，充满诗意地描绘了古代牌楼在夕阳和远山映衬下的美好画面，周总理借用古诗回答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拆除天安门两侧长安左门、长安右门的呼声由来已久。梁思成与其夫人林徽因教授，想方设法阻止拆除行动。今天，文化界仍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林徽因说，如果要拆三座门，她就到那里上吊！ 北京市曾经组织一个由几百名人力车工人、三轮车工人和汽车司机参加的集会，列举在这里发生的交通惨案，从一开始就把梁思成等古建专家推到了劳动人民对立面的位置上，但梁思成还是发表了意见：“三座门的拆除会使天安门显得大而无当，破坏了紫禁城统一的封闭格局。一个完整的紫禁城，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不应当破坏。”【2】由于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处于城市的核心地带，除了交通问题外，它还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含义：
当年的一份档案这样写道：“每年有几十万人民群众雄壮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在东西三座门没有拆除之前，它们在交通上妨碍了这样重要的活动。”“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议题之一即讨论长安左门与右门的存废。参加此次会议的原北京日报记者杨正彦，于2000年5月在《北京纪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此事：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当时会场设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这里没有固定座位，只能运去大批的软椅，为了代表便于出入，不得不留出若干条通道。林徽因一上台，就以她雄辩的口才先问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为何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她这番话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因为当时矗立在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不太方便，每年都在此处发生几百起车与车相撞或者车与人相撞的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下决心先将这两座“三座门”迁移，施工力量都已准备好，单等代表会议一举手通过，就立即动手。彭真同志考虑到那天会场的情绪，怕一时很难通过，便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举手同意先拆除天安门前的两座“三座门”，由于代表中党员居多数，这项决定便这样被通过了。一夜之间这两座三座门就不见了。
孔庆普先生当年参加了拆除长安左门与右门的行动。那天下午4时，他正准备吃饭，突然接到通知：市里的各界代表会议开完了，决定拆了。他们就立即动手，用了一天一夜拆完。听说拆的时候，梁思成、吴晗、柴泽民等都去了。梁先生当场流下了眼泪。
1957年，梁思成有限度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的错误在于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交通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把东西长安街向南推出一个小弯，绕过三座门。金水桥的水也不是笔直地流过，不是也绕了一个弯吗？为什么我们的马路就不能像金水桥的水似的拐一个小弯，这样三座门就成为路边的点缀而不影响交通了。”梁思成为当时没有想出两全之策而痛悔不己，以后在面对拆建问题时，他都会设计一套交通方案，比如准备拆除中轴线上的永定门和地安门时，他都将古建设计成环岛。
这张照片（图30）拍摄于30年代中后期的一个夏天。它的视角我们并不陌生，站在景山万春亭向北眺望，就会看到相似的景象。但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在辉煌的寿皇殿和威武的鼓楼间，有一座并不高大的地安门作为过渡。地安门是中轴线上重要的文物建筑，庚子之变中慈禧太后仓皇西逃，以及逊帝溥仪被逐出皇宫，都从地安门离开皇城。为保留它，梁思成提出交通环岛方案。1955年2月，地安门被拆除，迁建到天坛，作为其北门。19XX年，贯穿东西的平安大道又从地安门原址上穿过。地安门已在这里消失，但地安门以北直至鼓楼前那条大街仍叫地安门外大街。这种情况在北京普遍存在。每一个古老的地名，都牵动着北京深远的历史根脉。
梁思成后来自我解嘲说，他成了“废协”副主席。所谓“废协”，就是“废话协会”，老舍是主席，他和华罗庚是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