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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下午放学后，班干部留下开会，散会时天已经快黑了，大家都急急忙忙地往外走。我刚背上书包，他就叫住了我，说要把在课堂上没收的，一个捣乱学生的东西交给我。我心里很清楚，他完全用不着交给我，应直接交给老师。看见他慢慢伸过来的手，我不由的也把手伸了过去。当他把东西放在我手里的同时，他的手轻轻地触到了我的手，我浑身抖了一下，急忙抽回手，低下头，匆匆地走了。一路上我的心无法平静，我一会儿庆幸这傍晚的昏暗帮我掩盖了红窘的脸颊，没在他面前失态；一会儿又急恨这昏暗遮挡了我的视线没能看到他的表情。后来当我们又回忆起这件事时，他说：“我当时感到你的手又光又凉。”
我们俩越来越想自然地经常见面，为此张艺谋还作过一次不大不小的手脚。当时我是班上的中等个子，坐在第四排。班上的座位一共是八排，张艺谋个子较高，坐在第七排。有天自习课时，班主任老师突然宣布调整几个同学的位子，把张艺谋调在第五排，刚好是在我的位子后面。如果再往前他就和我同桌了。坐在原来那个位子上的女同学很不满意，要我和她一块去找老师反映。我也觉得这事有点奇怪，就和她一块去了。班主任老师说，张艺谋的家长来学校反映说他的眼睛不行，后边看不见。开导那位女同学要互相帮助。直到我和张艺谋一块插队时，他才告诉我，这次调位子是他一手策划的，他想和我坐在一起。他向他妈妈说他眼睛坏了，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看不清。他妈妈是医生，立刻拉他去医院检查。检验视力时他使劲说看不清并故意指错方向，妈妈相信了，到学校找了老师。班主任本来对他就很信任，家长又亲自来讲，老师自己然很重视，问他调到哪一排才能看清，他说，当时真想说要到第四排才行。又觉得那样不可能，而且太露骨，就要求调到第五排。他说：“调到你身后坐以后，特别希望你回头与我说话，问我数学题一类的事。”的确，从那时起我就感觉到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有一盆炭火在烤着我。
中学时代，大家虽然年龄小，但对这种事情还是相当的敏感，我和张艺谋之间的这种朦胧的秘密还是被同学们觉察到了。一次我到学校很早，大部分同学还没有来，走到教室门口听见里面有几个女同学在议论我：“肖华长得一般，张艺谋还老看他！”我抽身退了出来，心里很不是滋味，非常委屈，想对她们说点什么，又觉得没法说，只好忍了。直到上课铃响了，同学们都来了，我才走进教室。平时对我有好感的男同学也慢慢地一反常态，处处和我过不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几天之间学校里就到处贴满了大字报。班上几个男同学也在我的课桌上贴了一幅对联。上联是“苗圃劳动不去”，下联是“临潼爬山第一”，横批是“真是笑话”（肖华）“。说的也倒是事实。当时我们班每月都要去大雁塔苗圃劳动一次，有两次我因病没有去。春游爬骊山我是女同学中第一个登上烽火台的。然而，看到这幅对联，我还是极为伤心，接受不了。有一个坐在后排的男同学，几次都在写大字时故意把墨汁朝着我乱甩，弄脏了我的几件衣服，我明知道他是故意的，也没有办法。有一天他又在乱甩，张艺谋抓住了他的手，劝他不要这样，他才悻悻作罢。为这我很感激张艺谋，我从他那里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保护的安全感。
两年没见到张艺谋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学校开始乱了。一些从来没有预料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眼前。同学们都很激动，但又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心里就像荡秋千时的感觉一样。我和同学们一块去凑热闹看大学生们在省委门前静坐，看他们大辩论，还到钟楼去看大字报，真是新鲜极了！这时候学校里已经停了课，好多同学都不到学校来，从那时起大约有两年时间我没见到张艺谋。
一九六六年十月，全国性的大串联已形成高潮。我和班上的八个女同学一块，在学校里开了介绍信，开始了串联。
我们几个先去南京。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到中山陵拜谒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在雨花台捡了一些石子，又在其它的地方匆匆转了一圈，我们就乘车到了上海。
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我们就出发去北京。到北京最主要的目的是接受毛主席接见。那时毛主席已经接见过五次红卫兵了，我们等的是第六次接见，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天。
第二次串联是一九六七年的四月份，我们到过四川的成都、重庆及贵州的桐梓。回到西安那天正好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坐公共汽车，售票员还把我们当儿童免了票，真是顺利极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又回到北京。在北京一住就是二个多月。在这期间，几次准备回西安都被姥姥留住了，尤其听说回去可能要上山下乡，她就更舍不得让我走。我是七月份来北京的，带的都是夏季的衣服，十月的北京已是深秋，天气很凉，最后姥姥只好同意我回去。
十月二十九日，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姥姥和姐姐，回到了西安。一到家就感觉到了西安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搞得相当断热，我心里很不安，很想知道学校的情况，又害怕到学校里去。因为我觉得到那里将会决定我的命运，可能把我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去过一种无法预测的生活。那种生活，不知会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
第一次收到张艺谋的信
回到西安的第三天，也就是十一月二日，那天下午我正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望窗外，忽然有敲门声，走进来同院的两个孩子。我很诧异，因为平时我与他们没什么来往。
“大姐姐，给你的信。”我更惊奇了，我刚刚从北京回来，姥姥姐姐的信不会这么快就到。我接过来一看，信封上确实写的是我的名字。但字迹却相当陌生。地址是对的，可门牌号数不对，我们院是一一八号，信封上写的是五十号。信封的右下角发信人地址处仅有两个字：西安。我简直糊涂了，两个孩子一走，我就急忙打开信飞快地看了起来。抬头是：“肖华同学，你好……”，接着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定语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类的话，我迅速把这些都跳了过去，急忙寻找信末的署名。上面赫然写着：同学张诒谋。我的心一震，他的形象仍从遥远的地方迅速扑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学校的生活画面在一瞬间又展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张艺谋的信。
他给我写信？在班上我见过他的字，似乎不是这样的。他给我写信有什么事呢？我就迫不及待地读下去。
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肖华同学，当前社会上和学校里都动员我们上山下乡，大家都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上面的政策是什么？是必须全部下，还是部分下，我们到处打听情况也没有结果。听说你父母在有关部门工作，所以托你了解一下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好做准备……不管打听到与否，都请给我回信……
看完信后我的心一下子更加混乱了，除了为自己的命运着急外，同时也为他的前途担起忧来。同窗生活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也了解他是一个好强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麻烦别人的。他给我写信，让我去了解情况使我明显地感觉到他需要我的帮助，虽然我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我的父母只是在一般机关单位工作，对上山下乡政策方面的事不可能很清楚。尽管如此，我还是郑重其事地向他们打听了这方面的情况，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第二天父母一去上班，我立刻给他回了信。告诉他我家的情况，请他原谅。同时，告诉他我自己刚刚从北京回来，也很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信发出去后，我总觉着纳闷，他怎么知道我家的地址呢？况且门牌号数不对，而我竟然能收到信？我来到大门口一看，真是活见鬼，大门上的门牌真的变成了五十号。我去北京前还是一一八号呢，怎么现在就变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新门牌是一个月前换的。后来张艺谋给我说，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我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