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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怎么样？想张贴出去吗？”
“没这个打算。”
“把信给我。”他坚决地说。
“不给。”我更坚决地说。他焦急地看了看表，开门走了。整个下午我都是晕晕沉沉的。
下午六七点钟张艺谋回来了，说他还没吃饭，我给他下了一碗面条，自己不想吃，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着他吃。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似乎丧失了思维能力。张艺谋一边吃，一边对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瞒你，回来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诉你，在山东我们俩还没有什么，到宁夏后，发生了那么几次……，就是这么回事。”他故意把事情说得很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我胸口堵得难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一夜没有合眼
录完台词大约一周光景。一天晚上张艺谋气势汹汹地回来问我：“是不是你把那些事告诉了她的男朋友？”
“莫名其妙，我怎么能认识她的男朋友？”我生气地说。
“那又是谁说的？谁这么爱多管闲事？”他摇着头，自言自语道。一会儿他态度缓和下来对我说：“她打来电话，说她的男朋友又去打了她一顿。”看看他那认真的样子，我哭笑不得。
隔了两天，中午我和末末正在午睡，张艺谋开门进来。我听到他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没有睁眼，也没有理会。谁知他直奔床前，用手指敲着我的头，他可从来没有这样粗暴地对待过我。我睁开眼，疑惑和惊愕地看着他。他瞪着眼睛说：“你到底给她的男朋友说过这件事没有？”我忽地坐起来，怒不可遏地对他说：“张艺谋你别昏过了头！”
“那别人怎么会知道得那么详细？”他火气也很大。“那个男的什么都知道了。她说肯定是你老婆说的，我也觉得别人不可能。”我一听再也忍不住了，说：“她说是我说的，你就认为是我说的？她算什么，我看说不定，还是她自己说的，玩弄把戏，给你施加压力。你既然这么不相信我，你就走好啦，我不要听你这些臭事。”他一边往外走，一边狠狠地说：“我现在回家去问，是不是家里说出去的，以后我就按我自己的意愿行事。”“啪”的一声把门关上走了。末末早已被吵醒，钻在被窝里不敢动，见张艺谋走了，一把抱住我，带哭腔地说：“爸爸为什么和你吵架？”我紧紧地搂着孩子，泪流满面。晚上张艺谋回来了，他的神情不再那么凶，很忧郁，和白天不大一样。
“你回家了？是家里说的吗？”我问他。
“不是。”他轻轻地说。我们都沉默着，他点上烟，慢慢地抽着，好一会儿才说：“如果是你或家里人说的这件事，我还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感到这是有人别有用心，想借这事给我好看，整垮我。这件事如果传出去，大家一定会像我获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一样惊奇，因为我给外人的印象是个很正派的人。在中国，这种事就能使个人身败名裂……。我不认为有这种事的人都是坏人。她说她男朋友扬言要来西安找我算帐，我告诉她，叫他不用来西安，我会去北京会他的，他能把我怎么样？家里让我把事情都推净，躲起来，我认为这样做才是坏人。作为我，现在有的荣誉已经够了，我不想再干了……”他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了好久，他的情绪颓丧到了极点。看看他那削瘦、灰黄，几乎失形的脸，我心中不由地怜悯起他来，就劝他说：“别再说了，别再同自己较劲了，你先睡吧，这样熬下去，你身体会垮的。”他扬起头深深叹口气，掐掉烟头，说：“我也感到自己早晚会大病一场。”他躺在被窝里还在嘟嘟嚷嚷，“……她说她不想再上学了，她想给我生个孩子，……”我很气愤，但又怕伤了他，没再说什么，熄了灯，背转身去不再理他。他叹着气睡着了，而我却一夜没有合眼。
我眼中的一切都成了虚幻
11月26日，张艺谋为《老井》的事去参加夏威夷电影节。这是他第二次去夏威夷。
张艺谋走后两天，也就是11月28日，上午我正在上班，接到一个电话，是个男同志打的，他问：“你是肖华吗？”
“对，我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打电话的人突然问。“我是××的男朋友，我叫杨××。”
“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我虽然感到意外，却并不吃惊，淡淡地问。
“你知道张艺谋和她的事吗？”
“知道。”
“他们太不像话，太不道德，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打算怎样办？”
“无可奉告。”
就在这次接了电话不久，末末生病了，我几天没能上班。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图书室的一个女孩跑到家里来找称，说：“图书馆有你的长途电话，北京打来的，可能是末末爸爸打的。”来到图书馆拿起电话，一听又是杨某，他说：“张艺谋已从夏威夷回来了，你知道吗？”
“知道。”
“张艺谋一回来就去找她，有两天时间到处找不到他们俩。他给她买了许多化妆品，还有首饰。我见到了张艺谋，和他谈了一次话。我问他，听说你爱人很不错，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张艺谋说，我和我爱人的结合是农村插队时的误会。……”
开始我还有点漫不经心，听到最后这句话，我的心就像被尖刀猛地捅了一下，下面的话就再也听不清了。虽然我知道从杨某那里不会听到关于张艺谋的好话，但这一句话我相信不是编造的。如果张艺谋没有说过类似的话，杨某也不会知道我们在农村插过队，也不会想到用这句话来刺激我。
一连几天我的心都在绞痛，农村三年的美好岁月和真挚感情在我的心里是那么的纯真和圣洁，曾几何时竟然被说成是一场误会，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可恶的字眼，我的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蹂躏。
元旦过后不久，张艺谋从北京回来，那天夜已经很深，末末睡熟了，我们俩围坐在火炉旁，他问我：“杨××给你打过电话？”
“打过。”
“他跟你都说些什么？”
“你还真想听？”
见他点头，我就把所能记住的，一字不拉地转述了一遍。
我问道：“你说咱们俩的结合是农村插队的误会，是吗？”
“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他急忙辩解。
“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但也是这个意思，对吗？”我愤怒了，“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现在连过去自己的真实感情都不敢承认，什么原因使你这样卑鄙？”他不作声。此时我真正痛切地感到我和张艺谋之间的小裂痕已成为沟壑，再要填平它，该是多么困难。如果他能挺着胸脯对别人承认：那时在农村我爱肖华，现在我又爱上了别人。我还会认为张艺谋是个堂堂的七尺男儿。然而，我失望了。他的身影在我眼里开始佝偻萎缩。
尽管这时我清楚地感到张艺谋已和我离心离德，可我还是不愿他由此沉沦，我从心底里希望他能继续稳步地向前走，不至半途而废。厂里要送《红高梁》到上海、福州等地举办“首映式”，张艺谋在家心绪惶惶，想去参加。我劝道：“你还可以辉辉煌煌地干十年，还应该能拍出更多的好片子。一部已完成的片子就不要再为它无价值地浪费时间了，好坏自有大众评说。你应把精力集中在下一部的新片上。”但他不听，他也听不进去，最终还是迫不及待地走了。
他这一走直到西柏林电影节结束后才回来，西柏林电影节的日期是2月14日至2月23日，正好把一九八八年的春节奔在当中。
这个春节我们过得阴冷而又灰暗。
2月23日，是西柏林电影节的最后一天。
十一点多了，末末早已入睡，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吴天明的爱人穆淑兰。她说：“肖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红高梁》在西柏林电影节上得奖了，还是大奖，金熊奖！”刹那间我清楚了，我心里盼的不是这个好消息，我不由得脱口而出道：“我多么希望不得奖。”话出口以后，我自己也有点惊异，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穆淑兰说：“你应该高兴，为西影厂也应该高兴。”
“对，我为西影厂高兴。”我真情地顺着说。
穆淑兰走后，我又重新躺在床上，我心里一点高兴的影子都没有。回想起一九八五年初，张艺谋第一次得最佳摄影奖，我那时的心情像是在做梦，兴奋得不敢相信会是真的。而今天他得的这个奖要比那个金鸡奖大得多，我却丝毫高兴不起来，心中还隐隐地泛着悲哀。
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