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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那以后我求他在学校里帮我借些好的摄影书籍，就有可能了。外面很少有这些书籍，我想系统地学习一下，我真是不甘心啊！”听了他的话，我真伤心，不由得哭了起来。他劝我不要难过，不要哭，说道：“这不算完，我还要努力，凭直觉我感到这不是最后的结局。”
世上的事往往都是在最后的努力中成功的！的确，这不是最后的结局。正当我们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的时候，接到了姐姐和姐夫的来信，这封信使张艺谋上北京电影学院的事有了转机。
我姐夫叫王涤寰，现在北京《中国烹饪》杂志担任摄影记者。他是“老三届”高中六六级的学生，酷爱摄影。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时他的报考志愿表上填写的就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误他终于没能上成学。当他知道张艺谋考电影学院碰壁的事后，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
姐夫在信中说，让张艺谋把他所有的作品再精心挑选制作一番。凡是上乘之作都不要拉下，再写一封表明心迹的信，一同寄给他。他已设想了“通天”的办法，要把这本作品和信直接送到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手中。这虽是孤注一掷的办法，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自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国家急需人才，破格录取也有先例。他要我们快点准备。我和张艺谋真是万分高兴。张艺谋接连干了几夜，把他的作品集子作了充实，又给黄镇部长写了封非常恳切的长信，表达了自己上学的渴望，写好后马上就寄了出去。
王涤寰接到作品和信后，立刻找到和他交往甚密的著名老画家白雪石先生，将张艺谋的情况一一如实相告，求白老先生帮忙。白老先生一口答应下来，表示他愿意举荐。黄镇部长不仅是革命家、外交家，也是艺术家。周末经常请一些老画家、老艺术家到他家里作客，白老先生就是常客。当王涤寰把作品和信交给白老先生后，可敬的白雪石老先生没有拖延一点时间，周末就将这些材料带到了黄镇部长家里，他先把张艺谋的这些摄影作品给漫画家华君武先生看了，华君武先生大加称赞，黄镇部长看后也极欣赏，认为是个人才，就委托华君武先生办理这件事（华老先生当时是文化部秘书长）。华先生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电影学院，转达了黄镇部长的意见，建议破格录取张艺谋入学。为此，北京电影学院专呈文化部一份报告，反复强调年龄大，学摄影不合适。的确，按以前的规定摄影系毕业后只能做二助理，二三年后才能升大助理，再熬二三年才能当副摄影，要成为独立拍片的摄影师还得拍上几部片子才行，得要熬上七八年。
黄镇部长看了报告后作了批示，说年龄大少学两年。四年长了，上两年也行嘛！人才难得。华君武先生又亲自前往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经过研究考虑，给张艺谋的单位咸阳国棉八厂发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通知张艺谋速赴北京。
他走后，我一直处在焦虑不安中。他终于要回来了！在火车站站台上，当我第一眼看见他脸上那掩饰不住的高兴的表情时就猜着了八九分，但还是急不可待地问：“怎么样，行吗？”他笑着说：“当然行了。”在与他相处的这些年中，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这么坦然愉快。
张艺谋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我由衷地为张艺谋的入学而激动，也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在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推在人群之外的时候，我和他相爱；在他内心世界最痛苦的时候，我和他相亲。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以这样的形式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啊！
当时我们厂和国棉八厂的许多人，在我面前委婉地表示对我们婚姻前景的担忧，但我心中异常坦荡。我相信我们的爱情是一种志同道合的爱情，我们的结合是这种爱的必然结果。
张艺谋也非常气愤一些人的庸俗之见，为了表示他不变心的态度，他主动在国棉八厂开了证明信来到兴平，我们领了结婚证。
我做了一件大事
在热烈的气氛中，张艺谋走上了他崭新的人生之旅，我虽然不能和他陪伴在一起了，但我总是远远的送去我的祝福，原先是一位恋人的祝福，如今是一位妻子的祝福，我的一颗心也在隆隆的列车声中随着张艺谋远去了。
张艺谋到北京之后很快来信详细讲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情况。信中不厌其详地介绍了学校的食宿、课程，同时也告诉我他们班同学中有许多名人子弟；学校还给每人发了一架海鸥相机，到学校半个月就看了五六部参考片。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信中还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提出建议，要我设法调回西安。
张艺谋走后我最致命的困难是精神上的空虚。我觉得自己象一只突然迷失了方向的小船，在茫茫大海里徘徊，孤独几乎每时每刻都笼罩着我的心。在此之前的十三年中，我所有的生活几乎都和他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合二为一相互紧密依存的生活。由于他的离去，我突然惊讶地发现，世界对我变得那样陌生，那样不可思议。爱情在给人幸福的同时，也限制了人的创造力，我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庸人！
有好几个星期天，我早晨一醒来就下意识地慌慌忙忙地收拾东西，准备赶班车到威阳去。这种举动总是在某一刻又突然停止，理智告诉我，张艺谋走了，咸阳已经不是我的希望所在。现在，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他都是在遥远的北京。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心就骤然冷下来，一种徬徨、惆怅之情油然而生。
我变得脆弱而又敏感。我不敢回西安，马路上成双成对的情侣，使我倍觉孤独与凄凉；节假日我不愿呆在宿舍里，同宿舍的女友们，有的回家，有的接待前来约会的男朋友。这一切我都有过，然而当时并没有感到其中的欢乐，眼下却饱尝了失去这一切的痛苦。这是一种无法排解、无法逃避的痛苦。我需要解脱！
解脱的唯一办法是劳动，是工作。铸造车间造型工的活儿是相当苦的，特别是对女人来说就更苦了，但它能使人暂时忘掉一切，专心致志地干活儿。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成了我精神获得休息的唯一方式。就在这时，出现一个小小的机遇，有人推荐我去厂子弟学校当教师。我一下子被这件事吸引了。他现在是学生，我如果成了教师，这多有意思，我怀着一种难以抑制，不忍独享的喜悦心情，写信把这件事告诉张艺谋。还饶有兴味地对日后生活作了一番憧憬，满以为能得到他的支持，结果反而被他教训了一顿！
他来信以一种居高临下、不容置辩的口气指责我没有长远打算，被眼前利益迷住了眼睛。还以一种诚恳、急切的口吻要我坚决按他的话去做，争取早日调回西安，等等。他的来信，使我受到震动，也使我感到委屈。在反反复复权衡于自己的处境、心情、实力以及能得到的帮助后，我第一次违背了他的意愿和安排，坚定地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再面对空虚和烦躁了。
当时厂里的职工子弟学校缺教师，尤其缺英语教师，我毅然报了名。
我以前在中学里学的虽然是英语，还有点基础，但“文革”中耽误了这么多年，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于是，我便拼命地学，利用一切时间学，并收看电大的英语课程。那时候，一般职工家庭有电视机的很少，我就跑到厂里有电视机的科室去收看，星期天也不例外，平常工作日，每当车间里的活一干完，我就悄悄地溜出去收看电视。不久，这事就被我的师傅知道了，他很理解我，几乎没有表示什么异议，只是要求我一定要干好份内的活，尽量不要被更多的人知道，以免造成不好影响。他的态度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安慰，我十分感谢他，甚至觉得不好好学，连他都对不起。这种心情更加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我的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后来我收看电视的事还是被车间领导发现了。在一次车间职工大会上，领导不指名地批评了，说：“有的青工干完活就去看电视。”口气相当严厉！我不知道为什么领导对这件事表示出那么强硬的态度。我一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要是在平时遇到这种事，定会非常受不了的，可当时我几乎没有这种感觉。领导讲话时，我坦然地坐在下面，平静地观察着周围的人们。我不是为了消遣去看电视，而是为了学习，挨几句批算什么呢？我轻松地听完了领导的批评，心里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