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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尽地介绍自己的特长，夸耀自己的优点。公社和队上也出死力地为他帮忙，他终究因人缘好，爱好广泛而如愿以偿。咸阳国棉八厂到乾县招十名体工队员，张艺谋因参加过县上的游泳队、篮球队被招进了该厂。他进厂第一天，厂工会主管招工的人就告诉他：“你可进来了，为你家庭出身的事，大家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经过两次会议，才算定下来。”张艺谋听了，脸上没一点表情，也没说一句话。尽管招工了，进厂了，可老问题的压力仍然没有减轻。他不知道这顶可怕的大帽子还会压他多久。
我们就这样在短短的五天内，先后离开了农村，结束了将近三年的插队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有我们辛勤的汗水，也有痛苦的眼泪，更有我们最纯真的初恋……
张艺谋的家世
张艺谋对他家的情况讳莫如深，很少提起。他们家里人说起这些也总是闪闪烁烁，不愿直言。我和张艺谋一起十几年，只有很少几次谈到这个问题，并且谈得特别简单。他家是陕西临潼人，家境原来还不错。他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差，解放后定为反革命，那些年，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没有一次他能幸免。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父亲的心情特别灰败，性格越来越沉闷。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被下放到陕南的平利县。他和人说话时脸上几乎没有表情，一字一顿，看不到激动和悲伤，只感觉他逻辑性很强，是个性格很硬的人。
他奶奶是个随和的人，勤劳而又热情。我见到她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还操持着家中的全部家务，做饭、买东西，一会儿也不肯闲着。她老人家很喜欢我，每次去她家，她都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看得出她老人家也很孤独，特别愿意有人和她说说知心的话。她给我详细谈过张艺谋的大伯、二伯的情况。
张艺谋的大伯，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九期学员。一九四八年去台湾前是个军参谋长，去台湾时还带走了家眷。张艺谋的二伯是黄埔军校汉中分校十五期的学员。毕业后，国民党已经日暮途穷，政治上腐败，军事上失利，摇摇欲坠。当时没有给他分配工作，在家闲呆着。他性格外露，时时发牢骚骂娘，说：“老蒋不用咱，我去找老毛！”结果因言而丧命。
张艺谋的奶奶说到这件事时非常感慨，她说她的二儿子不谙世事，人太杠直了，才招致了此祸。她说，有一天，二儿子的一个同事来叫二儿子，说有公务，两人就走了。两三天后，那个同事来家里丢下一个包袱。当时她还没介意，以为是儿子捎回来的东西。后来发现，这包袱里不但有带走的换洗衣服，还有走时他身上穿的衣服，这才估计人已被害了。但这仅仅是个估计，因为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一家人常常抱着希望。张艺谋的父亲虽然口里不说什么，其实他也时时留心。黄维等一批国民党将领获赦那次，张艺谋父亲天天看报，听广播寻找获赦人名单，大概是在寻找兄长的名字吧！我把老奶奶讲的情况说给张艺谋，他大吃一惊，因为这些情况他还不知道，就去问他父亲，他父亲听了，把老奶奶好埋怨了一顿。嫌她说话不注意，担心她年老话多招惹是非。
他父亲下放到陕南平利县后，全家几口人的生活，全靠他母亲的几十元工资支撑，生活苦不堪言。一九七五年张艺谋去平利县探望他父亲。临回来时，父亲将几年积攒的一百多元钱和一百多斤粮票交给他，让他带回家，补贴家用。谁知就因这点钱财差点让张艺谋走上绝路。
平利到西安，长途汽车一天不能到达，途中要在一个小镇上过夜，全车人都下来住进旅馆。张艺谋看见这家旅馆的小卖部里出售凤尾鱼罐头，他奶奶特别喜欢吃这东西，就买了两听。大概是在掏钱买东西时，钱被人看见了。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他发现车票扔在地上，心中大惊，因为车票和钱在一块放着，赶紧查看，钱和粮票都不见了。
这还了得，这可是父亲几年节省下来的血汗钱呀！张艺谋一下子就懵了，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别人提醒赶快报告旅馆的负责人，旅馆的人让他去派出所报案。当时天还没有大亮，好容易找到派出所，敲了半天门，才出来一个睡眼惺松的老头，他听说是报案，才清醒了一点，进去找领导。又是老半天，出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张艺谋把情况叙述了一遍，那人要张艺谋把经过写下来。张艺谋心急火燎地写了经过，等他们赶到旅馆时，那辆车和同车的旅客们都已经走了。因为行李是第一天装在车上的，晚上没卸，这样就把张艺谋的行李也拉走了，这更把张艺谋急坏了。旅馆人告诉他，已经打电话通知下一站把他的行李卸下来。派出所的人也分析认为，十有八九是同房子住的人干的。可是人已经走了，无从查起，最后决定把案子转到西安去。这样一个结果等于没结果，张艺谋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想去跳崖。
事后张艺谋非常沉重地告诉我，当时他真的绝望了。一个人在山上转悠，几次走到山崖边准备自杀，命运的负担太沉重、太可怕了，不如一死了之。这时，他忽然想到了我，眼前仿佛看到我焦急的脸色和身影，觉得自己这样死了，说不清，道不明，又有谁知道他此刻的心情呢？他要活成个人样子，不能这样平白无故地死，才罢了这个念头。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使他在以以后的生活上变得更加精细，更加有条不紊，也更加奋发努力。
21分的邮票
我们双双进厂当了工人，改换了生活环境，这是高兴的事，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在农村时我们朝夕相处，进厂后我们却相隔五十里路，顶多每星期能见一次面。我们厂是星期二休假，他们厂是星期六休假时我去时他还在上班，好不容易等到下班，他回来已累得东倒西歪，我坐了半天冷板凳也变得兴致全无，说不上几句话。
我们真正相聚的日子只有元旦、春节、“五一”、“十一”这四个节日。各单位放假时间大致相同。每到这些日子，我们就相约好，一起西安。那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到晚上了，还你送我，我送你，折腾好长时间。当然还是他送我回家的次数多。我们从小南门沿护城河边说边走，经大南门、和平门，进城到我家。这样要走六七站路，可是还总觉得路太短，话没说完。我每次回家后都十一点多了，父母自然知道我不会是刚从厂里回来的，常一脸的不高兴。
进厂后大约近一年，有一次我们见面时，张艺谋庄重地对我说：“我送你一些东西，这是我想了很久才决定的。”说着从身后拿出一个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只闹钟和一斤酱黄色的细毛线。他说：“你用这毛线打件毛衣穿上，这颜色我很喜欢。这只闹钟你用来看时间，就放在你的床头上，让它代替我整天陪伴着你……我看见我们厂许多女孩子都带手表，原来想给你也买一块手表，让你带到手上，晚上睡觉也不要摘下来。可我的钱不够，一算计还得攒半年才行，我等不及了。”
看到这些东西，我的心里一阵酸楚，我不知道买这些东西的钱他是怎么节省下来的。这一斤毛线二十六元，这只闹钟十七元五角，我算了一下，几乎用尽了他一年的积蓄。
我非常珍惜张艺谋送给我的礼物，特别是那只小闹钟，就是我有了手表后也一样的珍惜它。从那时到今天已经整整十七年过去了，这闹钟还滴滴答答地响在我的床头柜上。它伴我欢乐，伴我忧虑，我视它如知已，如昔日生活的缩影。只是不知道张艺谋现在还能否记得它、认出它。
在这之后不久，我把我和张艺谋的关系正式告诉了我的爸爸妈妈，并把张家的家庭背景也作了介绍，两位老人当时没说什么，可是好多天都愁眉不展。终于有一天，家中只有我和爸爸时，他郑重地与我谈起了这件事，他说：“按理说你和张艺谋的事，我和你妈妈不应该干涉，但天下哪个父母不疼儿女？张家出身这么不好，会不会影响你的前途？我们怕你跟着受委屈！文化革命，因出身不好，受迫害致残、致死的人太多了！咱们也不想高攀，只求你找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家，能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就行了。”爸爸说这些话时，很动感情，眼圈都红。我心里也很难受。觉得自己不应该给父母带来这些烦恼。可我又不能接受他们的意见。我心里有许多话想说，我为张艺谋不平，我为张艺谋痛苦，我流着眼泪说：“张艺谋是无辜的，我不能离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