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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惠的父亲同天舒的父亲一样，是早年的留学生。雅惠的父亲也对雅惠提及当年他留学的事情，说那些大陆学者和留学生生活极为节省，简直到了“自虐”的地步。有次他向一位大陆同学借一个夸特（二十五美分）打电话，之后就忘了此事。几天后，那位大陆同学不见他来还钱，不好意思地小声说，那天你借我的钱还没还呢。父亲没有明白，那人又说，那天你打电话……父亲这才记起来，他忘记了，实在是因为钱太少了。
大陆人对金钱的重视是台湾学生不理解的，这种二十五美分的事在台湾同学之间，是没有人会在意的。当时雅惠父亲和一位大陆学者住同一层楼，那个访问学者经常吃方便面，用的肥皂都是大陆带来的。一次父亲买了一些菜送给他，说一个人吃不了。那个访问学者沉默片刻，很礼貌地回绝了父亲，说：“谢谢，我这样挺好的。”一副对待“嗟来。
之食“的架势。父亲好心讨了没趣。好几年后与雅惠谈起，说他理解，换了位置，在那个时代，他也会那么做。中国文人骨子里的东西太相似了。而这位访问学者讲学期满后，带回去了三大件：电视机、冰箱和音响。几个曾经偷偷嘲笑这位访问学者吃方便面的台湾学生哑住了。父亲望着这位上了岁数的名教授还是穿来美国时的那身衣服，却拖着两个鼓鼓的大箱子而去的身影，他落泪了。
这会儿，雅惠拿了几盘带子过来问她们要不要看。她见天舒的表情似有不快，就问，怎么了？天舒叹了一口气，引雅惠进她的房间，将她与杨一之间不快的一幕告诉了雅惠。
雅惠听了，暗笑在心，为了那么一丁点的钱，伤了和气，可笑至极。
“拜托呀，那有多少钱，你们这么久的朋友，值得吗？”
“我也知道，我也不想这样，是她先挑起来的。”天舒把责任推到杨一头上。
美国的房子大多由木板做成，隔音效果差，天舒与朋友的电话，杨一全能听见。现在，天舒与雅惠的谈话，杨一在她的房间里，听得一清二楚，仿佛电台的现场转播。这是很让杨一生气的，天舒这个没头脑的人，怎么什么都跟外人说，这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吗？更让她生气的是，天舒竟然把杨一说成了肇事者。
雅惠很快就走了。杨一真想冲人天舒的房间兴师问罪，又转想：她又不是自己的妹妹，能想骂就骂吗？
正在心烦意乱时，电话铃响了。天舒接的，在自己的房间里叫了声“电话”，把杨一的名字省掉，就像她父母吵架，母亲叫父亲听电话也是如此。
杨一拿起电话，是前男友ERIC：“我们去中国的事，怎么样了？”
杨一没了词。以前他们说好这个暑假一起去中国，现在他们已经分手，ERIC 怎么还提这事？按中国人的习惯，分手虽也都说“还是朋友”，但行动上就不再相干。
“你认为如何？”ERIC追问。
“你让我想想，我现在很忙。”
“好，我的女朋友也一起去。”
“什么？你，还有你现任女友，一起？”
“怎么了？”
“好好，先这样吧，我想一想。”杨一没几句话也就挂了电话。杨一的外表让人觉得她开放，骨子里是非常传统的人。天舒表面上循规蹈矩，行为反而大胆。杨一这么分析。
回头再想想，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天舒想：杨一还是不错的，家里的电视、音响和录放机都是杨一搬来的，她一分钱没花也用得像自己的东西一样。杨一想：天舒也还是不错的，每次到她表姐家，都是大包小包的零食往家里带，她没有哪次日下留情过。
第二天早上，天舒起床出房门，遇见正在刷牙的杨一，天舒“嗨”打了个招呼，杨—一口白沫地也“嗨”了一声。
这件事算是过去了。
四、第一与第二的区别搬进新家不久，杨一在新家里接待的第一位客人是她在中国就认识的美国朋友安宝行先生。杨一的出国得到了两位美国朋友的支持。一位是她在大学里认识的“汉学家”安宝行先生，六十岁不到，大腹便便，彬彬有礼，幽默风趣。
他说他酷爱东方生活及东方哲学。事实上，他已在中国生活了九年。
另一位是美国的老记者WILSON先生，他鼓励杨一出去看看，尤其是到美国这个言论自由的发达国家。他说，任何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应该到美国走一走。WILSON先生在杨一出国留学的申请中给予了行之有效的帮助。
安宝行先生在中国合同期满后，回到美国，与杨一联系上。杨一请他到家里来做客，她们包饺子招待这位外教。
杨一调着饺子馅儿，对天舒说：“安宝行是他的中文名，他的英文名字叫BEN。他是一个热爱中国的人。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人比较敏感，也有些偏激。我总觉得，大部分美国人对待中国人，总是有距离的，与中国人交朋友也是有距离的，带着一种优越感俯视着进行交往。而安宝行先生不会。他的汉语好极了，你背过身听他讲话，还以为他就是中国人。有时我看着他，纳闷这么个老头怎么长了个高鼻子。”
天舒说：“这也是奇怪。一个美国人，说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我们都感到亲切；一个中国人，如果说他热爱美国，热爱美国文化，我们肯定会说他，怎么这种话都可以说出口？”
杨一咯咯地笑。
他老了。安宝行先生一进门，杨一就明显地感觉到，他这么样的老。安宝行先生开门见山地请杨一帮助他在中国找一份教英语的工作，他知道杨一在她以前的大学里活跃，也有些路子。安宝行先生说这些时，目光充满了企盼。
杨一只是听着。
安宝行先生神色黯淡，说他如果不能去中国教学，他会去越南和泰国教学。“当然，相比之下，我会倾向去中国的。”他坚持说。
杨一心里一愣。那个极有绅士风度、极有耐心地校正每个学生发音的外教怎么这样的落泊？那个无论同学提什么要求，他都很有涵养地说声“MY PLEASURE （我的荣幸）”
的外教怎么一下子变得按捺不住了？最主要的是，他还学会了找关系，这点中国人正在遗弃的东西，他倒捡了去。
安宝行先生还在说他热爱中国。因为他在美国是一个找不到工作的老头子，可他在中国，大家对他十分友好，十分尊重，给予他种种礼遇：“这些，这些是我在美国得不到的。”
杨一心里乱极了。原来他们同学心目中的“汉学家”是一个在本国连工作也找不到的人。杨一希望她永远不知道这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他们回国后，成为美国咨询对华政策的专家。现在的许多汉学家，对中美关系毫无影响，他们花上毕生的精力翻译一本中国古书，默默地像个局外人。
安宝行先生仿佛对这顿饺子没有太大的兴趣，他说自己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
“你看，我虽然现在回到美国，但那些中国学生还写信寄贺卡给我。这些，这些能不让我想回中国吗？”
临走，安宝行先生对杨一和天舒的招待表示感谢。最后，他神情凝重地对杨一说：“我希望我们下一次见面是在中国。中国！”
在公寓楼下，杨一目送安宝行先生远去的车子，她怅然若失地举起手扬了扬，心中的某些东西也就散了。她对天舒说：“到底是谁变了？是他，还是我？”
这个时候，WILSON博士也从中国回旧金山休假。他给杨一发了一封E —mail，说他要来看望她。杨一近两年没有见到他，见面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WILSON博士，你好。”
WILSON博士奇怪地看着她：“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当然是。PAUL。”杨一改了口，叫他的名字。
PAUL接着热烈地拥抱了杨一，拍着她的肩：“看看你，一转眼就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
杨一说：“本来就漂亮，只不过你那时不注意我罢了。”
两个人哈哈大笑地上了PAUL的车。PAUL大声地讲着中国的一些事情，仿佛对中国这一两年的情况比杨一还了解。
他拿出这次环游世界时的摄影作品，讲述着他的世界见闻及摄影技巧。讲到中国时，他指着一张他在中国农村与几个穿着破烂的村童的合影：“这些可怜的孩子，我给他们照相，他们有点被吓倒了，我想他们是第一次照相。”
又指一张中国公厕的照片：“这是你们都很熟悉的气味，太可怕了。”
再指着一张外观破旧的某博物馆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