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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迪从屋里出来，见状护住卫宁。“干什么你们，有话跟我说。”“没你的事。”“你回去吧。”卫宁说，“没事，我跟他们说说。”
“告诉你，”卫宁推开她，跟我们下了楼。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卫宁说：“是她来找我的，她说缺钱，想挣点省事的钱。她说她跟你没有关系了，一点没有了，所以我才答应帮她牵线。要说出了什么误会，不能怪我，她是那么说的。”
我的手无力地垂下，方方也收起了刀。
“怎么，你们还没断？”
“她干多久了？”“已经一个多月了。今天晚上她让把她的房间号告诉你，说跟你开个玩笑。”“你也跟她睡了吧？”“睡过。”卫宁说，“她这段时间一直在我这儿住。怎么啦？”
“没怎么，对不起，卫宁。别生气。”
“没事，上去一块儿坐坐吧。”
“不啦，我们走了。”“对不起，卫宁。”方方也和卫宁握握手。
“你要是不愿意让她干，以后不再安排她。”
“算了，她乐意干就让她干吧，别管她。”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口笑着对方方说：“我真成感情冲动的傻瓜了，真窝头翻个儿。”
方方看看我，没说话。
我吹口哨，吹得不成调。
“臭流氓，你怎么不出牌？这流氓，也不知又想什么呢，又在街上看见什么迷人的小姑娘了？”
吴迪披散着头发，描着蓝色的眼影，搽着厚厚的口红，叼着一支香烟，把骨牌出的啪啪响。她现在已公开和我们搞在一起，晚上去各大饭店拉客，白天和我们整日鬼混，谁想和她睡觉她都吟吟地躺到人家怀里，放荡、淫乱比亚红她们有过之无不及。对我却日趋刻薄，还不叫我的名字，一句一个“流氓”，“松货”。当着众人面对其他姑娘说：
“这松货没劲透了，我可知道，蔫的还不如七十岁的老头子，跟他睡觉简直活受罪。我怀疑他有病。”
“你甭理她。”方方私下劝我，“这姑娘已经完了，不要脸了你能怎么办。”“我没事。”我笑着对他说：“我才无所谓呢。”
我真是从不跟吴迪执气，她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怎么踩乎我就踩乎我，我不吭气，或者跟着笑笑。只是晚上到大饭店“干活”时，我开始揍那些嫖客，有几次方方不得不拉住我，使我别把人打坏。我也抛弃了一贯小心谨慎的做法，经常喝得醉醺醺地穿着警服在饭店里瞎转，惹人注目地调戏女招待，言语冲撞饭店工作人员，甚至向外国游客挑衅。后来，吴迪更加放肆大胆，大白天也到饭店拉客，在餐厅和外国人一起吃饭喝酒打闹。一晚上和好几个客人同时睡，这房间出，那房间进。乘挂外交牌照的汽车兜风，在外交公寓一住就是几天。方方不得不严重敬告我，必须立即和吴迪脱钩，不许她再来我们这里，她已经在屁股后面招来了几十个侦探。我于是也得停止活学，各大饭店的警卫已经开始注意我们了。我对方方的警告置若罔闻。一天晚上，我没出去，方方和亚红不在，卫宁又把吴迪领来了，还带了两瓶外国酒。吴迪这段时间很少来，她显得既疲惫又憔悴，妆化得乱七八糟。我们把酒喝了，没说几句话，她就跟卫宁到另一间屋子睡觉去了。半夜，我突然被吓醒，一个人紧紧抱着我，低低地啜泣。是吴迪，她什么也没穿，大概是赤脚偷偷溜进来的。
“你怎么啦？”我板着她脸问。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把脸深深地埋下去，紧紧拥抱我，哀恸地抽泣。
“出了什么事？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
她只是哭，伤心痛苦地哭，难以自抑地哭，哭了很长时间，泪水湿遍了我的胸膛。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卫宁在另一间屋里叫：“吴迪，吴迪，过来。”
我搂住她，她推开找，下了床，拿枕巾擦干了脸上的泪，鼻子堵塞地说：“让我再好好看看你。”
她打亮台灯，俯脸凝视我。她用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仔细地把我看了又看，凄凄地笑，关灭台灯。屋里又陷入一片黑暗，她走了。那最后一闪而逝的是张什么脸哟！那样娇好、美丽，又充满深深地绝望和惨淡。那天晚上，我们都感到了巨大危险的迫近和前所未有的恐惧。
第二天晚上，我和方方从“丽华”饭店的一个房间刚出来，看到服务台前站着几个警察和饭店保卫人员。跑是没处跑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迎着他们走过去。他们注视我们，我们注视他们。“等等。”我见过两次的那个警官从背后叫住我们。我慢慢轧过身去，方方悄悄按亮电梯呼唤板。一个年轻的警察飞快地向我们刚出来的那个房间跑去。警官走上前来：“你们先别走。”“有事吗？”“有事。”他冷冷地点点头，眼珠在我们脸上转来转去，“我们见过。”那个年轻警察跑回来向警官报告：“房客说，罚走五千元。”电梯降下来打开门，一群客人拥出。方方一拳打倒警官，转身跑进电梯，其他警察冲过来，按住电梯呼唤板，使电梯不能开走。用电警棍击倒方方，拷上他。我也被两个警察死死扭住胳膊戴拷，疼得脸都抽搐了。警官从地上爬起来，整整警帽，不动声色地说：“把他们带定。”饭店大门厅里的客人和工作人员纷纷站住看我们。四个魁梧的警察分别夹着我和方方。从嗡嗡议论的人群中穿过。警车灯在门外闪转着，街上也围得人山人海地看热闹。我被推上警车，车里的一个警察踢了我膝盖一脚，喝令我低头蹲着。方方跟着被搡进来，蹲在我身后。又过了会儿，亚红和别的姑娘也被塞进来、车门关上，警车拉着警笛开走。
当天夜里，卫宁也在“燕都”被捕。我们分别被关在市局看守所的房，根本见不着面，只是在预审时看到预审员出示他们的口供，提到他们的名字。我知道这次不是偶然的兜抄行动，而是作为重大案件立案后，周密侦查进行的有步骤的破获，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我对所犯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两个月后，我被正式逮捕，案件移交人民检察院。又过了一个月，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我和方方作为犯罪集团主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数罪并罚，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卫宁和亚红作为犯罪集图从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分别处以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在预审始起乃至最后判决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听到吴迪的消息，似乎她不在我们一案中。我真有点纳闷，从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和同案人的口供（包括我自己）看，她决无脱逃可能，我不懂警察为什么有意疏忽这一重要线索。后来到了劳改农场，遇到卫宁，才知道。警察没有抓到吴迪，晚了一步。那天我们走后，她反锁在屋里，用刀片切开了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血流了一地，没有遗书。
下篇
一
我在劳改农场种了两年葡萄，成了劳动能手。第二年底得了重症肝炎。起初感到乏力、食欲不振，试表有点低热，没介意，以为是一般流感，抗抗就过去。可一天早晨起来，变成黄蜡样，接着出现谵妄、狂躁等神经失常症状。管教干部立即将我送往公安医院，路上我就昏迷了。医院的大夫给我静脉滴了大量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强的松，制止了病情恶化。但由于我过去长期生活不规律，酗酒，肝功能损害严重，在治疗时又并发了严重的胃肠炎，病程迁延，转变为慢性肝炎。
我在住了半年，除了个别单项指数居高不下，一切阳性体症都慢慢消逝。考虑到我愈后不良，监狱农场条件也不适在隔离休养，继续劳改有可能再复发感染，导致生命危险。原审法院改判我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狱方为我联系附亲居住。我已无直系亲属、几门远亲确实勉强。狱方征求我个人意见，我黯然说不要麻烦了，自己回家去住。入狱后，我父原单位还算不错，没有收回那套小单元，属我父母生前购置，我在没收之列的一些家具什物还封存在内。我在农场存下了一小笔钱，另外银行中我母亲名下尚有一小笔刚解除冻结存款，这样，暂时我的生活还不成问题。
我到家的头几天，心情还好，休息得也不错，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有点自由的感觉。屋里的奢侈品悉数人官了，桌椅床柜还齐全，只是屋于长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