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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钻进车里坐定后，司机刚要开车，她离开贾玲一个人跑上来，脸贴着玻璃睁大眼睛凝视我，如同照相机深幽的镜头，要把我的面貌纤毫不差地拓印下来。
汽车开走了，她一下拉出老远。
我回到父母家，沿途看到我的人，无不骇然。
冬天，寒风凛冽，我一个人坐在家看书，听窗外的北风呼号，有时电话铃响，响了一阵就没声了。杜梅给我写过几封信，我看也没看就烧了，我不想激动。
离婚的事正在进行，街道的办事员一定要我们亲自去谈一谈，而我现在这样没法见人，就暂时拖着。
我的伤口愈合得不错，给我缝针的那个医生，是她们医院最好的整形外科大夫。拆了线后小感染了一次，后来就全长平了。我对着镜子看，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刀口，仅仅疤口的颜色比周围皮肤的颜色稍红一点。我的脸型因此有所改变，真正刀削般地富于棱角，倒比我过去骠悍了一些，不免窃慰。为了掩饰那只残耳，我圈了一头长发。
过了年的一天中午。外面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潘佑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杜梅找他，让他告诉我，她有事要见我，她给我打电话我总不接。
“你问她有什么事。先说清有什么事。”
“她就在我这儿呢，要不让她自己跟你说。”
我刚要再说什么，潘佑军已经放下话筒。
话筒里传来贾玲的声音：“她怕你，不敢跟你说话，让我跟你说，她有要事一定要见你。”
“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不行，这事电话里说不清，一定要和你当面谈，你就见一面怎么啦？至于那么深仇大恨么？”
当时，我正在和我过去十分倾慕但始终没勾上手的一个女同学聊天，她如今也是残花败柳了，刚离了婚，也不那么清高了。我不愿意此刻有人来打搅。
潘佑军接过电话说：“你干嘛呢？是不是有事？”
我看了一眼那女人，说：“没事。”
“没事就见一面呗，人家大老远的已经来了，别弄得事儿似的。”“……好吧。”我说，“你让她们过来吧。”
十分钟后，听到她们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敲门。
我开了门，看到她们穿着大衣，戴着围巾。一副生客造访的拘谨，杜梅比过去憔悴了，脸色暗黄，和贾玲冻得喷红的光滑脸蛋恰成对比。她看到我那个女同学没什么反应，默默地坐到一边，倒是贾玲无所顾忌地看了人家几眼。
女同学说：“你这儿要谈事，我先回去了，一会儿再来。”
“好吧。”我没更多表示。
女同学走后，我又看了眼杜梅，问贾玲：“什么事？”
“你跟他说吧。”贾玲对杜梅说。
杜梅看我一眼，张了张嘴，又垂下眼睛。
“还是我说吧。”贾玲道，“她想求你一件事，陪她去见一个人。”“什么人？还得我陪她一起去见？”
贾玲看看杜梅：“我看这件事也不能再瞒他了，否则也说不清楚。”杜梅点点头。“我全告诉你吧。”贾玲说，“这个人是她父亲。”
“她不是没父亲么？都死了。”我看杜梅。
“没死，她妈妈死了，她父亲还活着。”
“活着？为什么不早说？”
“不早说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自己父亲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贾玲道，“她父亲想见你，所以请你劳驾务必去一趟。”“我觉得没必要。”我看了眼杜梅说，“过去要见还可以，现在我已经和她没关系了，我去算什么？”“请你务必帮这个忙，就去一趟，装装样子，不要求你别的，完了你就回家——因为她父亲快死了。”
“我装不了，装不象，她父亲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该这么不善良，不该这么冷漠。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点起码的同情心和……不说是助人为乐吧。这是一个临死的人对你请求。就算杜梅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伤害了你，可她父亲……”“你少跟我来这套！少跟我说什么同情心和善良！指责我？你凭什么指责我？我不善良？对，我就不善良了！同情心？谁同情谁呀？谁知道打哪儿又冒出个快死的爹来？谁知道你们想干嘛？你以为我那么傻呢？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算了贾玲，”杜梅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不愿意去就算了，反正也没一两天了，我编个借口哄得过去。”
“不行，必须让他去。这点要求他都不能答应，那他还算个人么？都告诉他得了，反正这次完了各走各的路，他知道了，也没什么。”贾玲对杜梅说。
“她父亲……”贾玲刚开口，杜梅便打断了她：“我自己说吧。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因为他犯了罪，是个犯人，一直关在监狱里。他把我妈妈杀了，用绳子勒死的，他想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因为他对国家的一项事业有特殊贡献，上面有人替他说了几句话，所以就没杀他，判了无期徒刑，从六五年到现在——他今年有70了吧？”杜梅掉脸问贾玲。
“整70。”贾玲说。“我妈妈比他小11岁。我不太记得她了，只看过她的照片，不漂亮。”那天风很大，街上的人都被刮得腾云驾雾地走。我穿着大衣竖起毛领，戴了一个大口罩，跟着杜梅换了几次车，到了一所医院。这医院过去是公安部的直属医院，现在交给了地方对市民服务。但仍保留了一个病区，专门收治一些高级犯人。“四人帮”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都曾在此就医。
那个垂死的老花花公子已经不能说话了，像具木乃伊躺在病床上，盖在他峰上的被子没有一点隆起。他的眼睛仍很有神，一望可知他当年一定是好种能力和欲望都很强，敢想敢干，习惯于支配别人的人。
尽管他已经形销骨立，仍可依稀看出他当年的风采。杜梅骗了我，她其实相貌酷肖其父。
我允许她挽着我，并肩站在老人床前。
老人的那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时，我吓了一跳：似乎是一只断手，不和他的身体任何部位相连，桔瘦、灵活、相当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攥了一下，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许笑意，接着像字幕一样轮换出现恳求、乞望和信赖的神情。最后出现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人的锐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威胁，一个警告。他的眼光露淡了，像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渐渐变黑，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耷拉在床边。“
他急促地呼吸，喉咙发出“呼呼”的痰声。一个医生进来看了一眼，神态平静。没有一般病人临终前手忙脚乱的各种措施，人们似乎并不着意抢救他。
“你恨他么？”出来的时候我问杜梅。
她没有回答我，指着一个正在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桔子的臃肿的老年妇女说：“这就是他爱的那个人。”
“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另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诉你！”潘佑军一本正经地望着我。
“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提纲挈领的话了，我本来就在犹豫，再叫你一撺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烟，把手里的一个硬币抛上抛下。
我们协议已定，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那天杜梅穿得很俏丽，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伤感，搞一个凄凄惨惨的告别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刚强的东西，或者不妨说，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皮书，我们客气地感谢了办事员，一同走出办事处。“就在这儿告别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不，我送送你。”我跟着她往东去的公共汽车站走。
“不必，就在这几分手很好。”
街上行人不多，空气干冷，一些建筑物上还插着节日后未曾撤除的旗帜。“反正我还要去拿些东西，就一起走吧。”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去，我为她占了一个座儿。“我站着可以。”她还要推辞，我不由分说把她拽在座位上。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到了医院门口，我把口罩戴上。
屋里很冷，暖器不热，我们都没脱大衣，杜梅倒了两杯热水，一杯给我，两手捂着滚烫的杯子对我说：
“不用一分为二地半斤八两分了吧？你看着什么好就拿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就拿几本书走，其余的都留给你。”
“不用。”她态度坚决地说。“留给我也没什么用，值钱的你统统拿走。”“拿走我那儿也没地方搁，你又何必再花钱置。”
“那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