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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阵哄笑，我清清嗓音，字斟句酌的说道：“刚才薛书记说了，先锋县搞城乡统筹试点是市委、市政府的意见，说白了，就是市委市政府给我们下的命令，这是没有条件可讲的，试点是必须的，现在讨论的是怎么设计方案的问题。有些同志有顾虑，我认为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县和一个乡镇，不仅仅是一个地域面积、行政级别的差距，可以说是两个概念，特别是由此而带来的不可预见的矛盾，如果说一个乡镇可控，那么，一个县我们是否还可以掌控呢？我对城市化、城乡统筹的理解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既然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问题，第一个原则就是公平公开公正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今后面临的矛盾、群体性事件会层出不穷，会让我们在座的领导疲于应付。”我发现大家听得很认真，心里有了底，说明我现在说到的问题是大家迷迷糊糊想到过但又说不清楚的问题，于是更加有信心，“第二个原则是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也就是说，这项工作的推进要分层次、梯次推进，不能想到一口吃个胖子，全面推开，那样搞既不符合先锋县的实际，更是先锋县财力和产业发展所无法承受的。我有个建议，能不能以杨柳镇、临江镇、秀水镇三镇形成的三角区域为中心，像水波的波纹一样逐步向外扩展，最后达到全县都实现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大目标……”
以我在杨柳镇工作时对城乡统筹工作的思考，提出这样的试点方案既稳妥又兼顾全面，更重要的是，如果在试点过程中如果出现新情况，可以及时作出调整，不至于影响到全局，自认为是很稳妥的、具有可*作性的一种方案，但奇怪的是，薛秋阳在最后总结时，并没有确定把我的提议作为主体方案，看来在试点的问题上，他有自己的一套已经深思熟虑的做法。
这次会议唯一定下的是成立了领导机构，明确了具体工作的部门和规定了相应的职责，由发改局副局长任大慧作试点办主任，相关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班子，负责具体的方案起草工作，薛秋阳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这项工作看似一项单纯的试点，其实是关系到全局的工作，可以说先锋县今后所有的发展、所有的工作安排都得服从或服务于城乡统筹试点这个工作大局，薛秋阳亲自主抓本来无可厚非，但试点怎么开展，这却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如果他不赞成我提出的“中心论、层次论”，难道他的想法就是我最担心的全面开花吗？
先锋县本级财政收入只有七到八亿，加上预算外收入也超不过九亿，加上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全年的财政支出在十五亿左右，工资加上事务性支出就需要十二亿，这是刚性支出，所以，真正由本级财政可以灵活掌握的不过两亿多而已。
两亿能干什么？一个项目而已！当然，萧书记徐市长也许考虑到先锋县的情况，会在财政上所有倾斜，但那也是杯水车薪，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
一个月后，统筹办在薛秋阳的授意下搞出了初稿，任大慧提前交给我看了一遍，据他说这是薛书记的意思，我叫他丢下稿子，认真的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遍，越看心越惊，可以说比我预料的还要大胆。
很明显，这方案完全体现了薛秋阳的城乡统筹思想，在他的理解中，城乡统筹就是这样子：把农村变成城市，把农民引进城市。
他用了一句很诱人的句子形容城乡统筹：都市里的村庄，村庄里的都市，城乡完全一体化。
“可能吗？先锋县这样一个在西部省市都落后的县级区域。”我躺在座椅上深深的思索，连下班时间过了也不知道。
方案里最可怕的一点是，要把城市化率每年提高4。5个百分点，先锋县现有农村人口九十二万，百分之四点五就意味着每年要转移四万农村人口进城成为居民，以县城和杨柳镇各承接一万人，其他乡镇要承接二万多人。
一万人是什么概念？如果让进城人员按人平住房二十个平方计算，则需要每年新修住房二十万平米，按每套住房九十平米计算，则需要二千多套住房，这对于一个县城来讲，压力无疑是巨大的。
这仅仅是解决进城农民的住房需求问题，现有居民的住房改善还不包括在内。农民进城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整体转化，就是把城郊直接变成城市，整体转移进来；二是鼓励山区和边远地方的农民进城，在小孩上学、户籍、创业等等方面给予若干优惠政策；三是现已经在城里就业打工的农民，优先可以转化成城市居民；四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如果在县城购房，一套九十平米的住房可以上居民户口三人，一百平米五人……
547【春花有男朋友】
“陆县长……”
有人叫我，我抬头发现是何文慧。
“小何，是你？”
“嗯，该下班了……”她迟疑着，“我看你想得太认真，没敢打扰，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
我点点头，“谢谢提醒，你先走吧。”
她没有动，问道：“李大姐还没回来吗？要不要我给你叫一份晚餐？”
“不用了，我等会自己出去解决。”
她点点头，轻轻出了办公室。
我继续把思路集中在方案上，明天就要去锦都市出差，向肖副省长汇报临秀路的项目问题，今晚必须把这件事权衡明白。薛秋阳既然安排任大慧来征求我的意见，说明他希望我是第一个支持这个方案的人。
如果按这方案实施，临江镇、杨柳镇的城区面积将大幅扩展，要重新调整城区规划，郊区农村一次性整体变城区，村民变居民。从地方财政收入考虑，这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如果给村民按人平50平米宅基地考虑，每家修四到五层楼房，既有门面又可以把空房用于出租，再加上集体留用地用于开发，解决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配合城市低保、养老保险，估计五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通过棚户区的改造，我已经发现这中间隐藏的巨大社会风险，特别是失地村民一旦失去土地，就像小孩突然断奶，心里充满着焦灼烦躁、惶恐不安的情绪，溅一点火星子也会激化出十分尖锐的矛盾，如果这种矛盾不能被及时化解，对基层政权的稳固，将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作用。
所以，城市化进程绝对不可过于激进，不能按一般的单个政府性工程对待，期望于短时期内见到成效，它应该是个缓慢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让矛盾缓缓释放，党委政府在风险逐步释放中有充裕的时间寻找到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使老百姓不至于遭受无法承受的损失。
薛秋阳提出的方案显然是太过激进了，难免让人怀疑他有些功利化思想，把这项应该慎之又慎的工作不知不觉当成了出政绩的工程。
以我对他的了解，也许薛秋阳本想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说不定他把这项改革当成了对农民的最大福利。建国以来，我们一直是农村、城市的二元化结构，城市大量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国家的所有大型公共设施建设，毫无例外的一律倾向了城市居民，农民长期处于自由无序、被掠夺的弱势状态，居民和农民的生存状态天差地别。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这种差距越来越大，农民向往进城，渴望城市生活。像周学农一家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哪怕是在城里打工、捡垃圾为生、住最简陋的临时建筑，为了下一代有个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也会义无反顾的冲进城里来。
这种心情我是最能理解的，农民自由选择的机会太少了，以前由于户籍制度问题，死死的把他们禁锢在土地上，现在有了这种机会，爆发出来的离乡冲动比任何时候都强烈。
在我下村调研的过程中，了解到有些从学校刚刚毕业的高中生，一刻也不想在家里呆下去，一头先扎进盲流大军里，然后才慢慢寻找工作的机会。
“也许是我过滤了呢？薛书记这种看似激进的思想，说不定就是符合当今农村村民最广泛的心理愿望，至于就业、医疗、上学等等诸多问题，本就该是我们党委政府义不容辞为老百姓解决的事，是不是我自己过多考虑了工作的难度和艰巨性？把困难估计得过大，自己变得过于谨慎和小心了？发展才能真正解决矛盾嘛，解决矛盾的过程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相信薛书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思考着，至于他为什么事先没有和我沟通，这是工作作风问题，薛书记一向习惯于搞个人说了算。
我提笔在方案上签了字，希望回来时主动找他沟通一次。
我和马胜文带着项目报告以及市发改局、交通局的意见材料直接找到胡秘书，肖副省长临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