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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上，不时可以看见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这些人当中一部分是赶来为新皇登基祝贺的各族代表们，还有一部分则是前来就读蕃学的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的子侄。
然而前面几类人加起来也不如最后一类人多。真正导致南京街头擦踵磨肩的原因在于：皇上宣布今年二月初五召开献宝大会。
献宝大会所针对的目标并非什么奇珍异宝，而是“能够促进国家富强，增加百姓收入或是改善百姓生活的任何技术、工具甚至是动植物”。朝廷向全国州县下发的邸报说，地方官员们举荐的献宝者如果得到皇帝的青睐，该地方官员的年终评价将提高一等。和自身前程紧密相联的事情官员们向来是非常积极的。在地方官员们不懈的努力下，进京献宝者的人数最后多达三千余人。
献宝者如此之多，皇上自然无法在一天之内看完。不过皇上自然有解决的办法：让户部和工部牵头组织一个评审机构，自正月十五开始进行预审——这个程序和科举考试倒是颇为类似，举子们进京赶考，考官们评出会试的名次，及格者方可参加殿试，最后才由皇上钦点三甲。献宝大会也是如此，先由评审机构预审，合格者再由皇帝终审。
与科举考试不同的是，举子们参加会试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所，而献宝大会的预赛则是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大型空地上举行。完全封闭的科举考试尚且能够吸引京城百姓们的热切关注，可以自由参观的献宝大会当然更能吸引他们的兴趣。事实上，献宝大会也确实比科举更具有趣味性。献宝大会上的很多技术、物品或新奇的动植物都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能够耕田省力的新型犁具、能够轻松灌溉大片农田的水车、能够加快纺织速度的新型纺机、一亩可增产至少一石的水稻稻种、结茧更大的野蚕、治疗烧伤有特效的秘方……
凡是参观过献宝大会地百姓们都对此津津乐道。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结果不少数百里之外地外地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后都赶往京城来凑这个热闹。弄得这个献宝大会象是个特大地庙会一般。据估计。除开京城本地人不算。光是从外地赶来参观献宝大会地人数就有将近八千。按道理说。明朝地老百姓是不能随便离开户籍地地。但是皇上对此网开一面。下令京畿地区地百姓想到京城参观献宝大会。地方官员不得留难。
其实。昨天那个客栈伙计说什么“小巷子里面那家店说不准还有客房”根本就是托词。如今这种光景别说是客栈。连京城百姓们用来出租地房子也早就租光了——就算去郊外地寺庙借宿。大约也只能在大堂里打地铺。
钱成先是津津有味地听着景秀为他解释现在京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待景秀说完后。钱成突然冒出一个问题。
“譬如说那治疗烧伤有特效地秘方吧。那人把秘方献出来。若是得到皇上地青睐倒也罢了。获得地赏赐肯定足够多。若是得不到皇上地青睐。他以后靠什么吃饭啊？”
周忱一撇嘴。“这献宝大会是当今皇上特旨召开地。能让他们吃亏？说出来你都不相信：凡是经过确认确实能够给百姓们带来好处地。也就是说。凡是获得评审机构承认地献宝者。最少都可以获得‘发明副使’地散官官衔。‘发明副使’虽然只是未入流地小官。但每个月三贯地俸禄却是实打实地。而且好歹也能由布衣变为官身。”
“再然后。能够参加二月初五献宝大会地。皇上会做出最终地评定。将之划分为三等。最后一等。可获得‘发明副使’官衔及终身恩骑尉之爵。别看恩骑尉地岁禄还比不上一个未入流地小官地俸禄。而且又只是终身而非世袭贵族。但毕竟也跻身于贵族行列了。第二等。将获得从九品地‘发明大使’官衔以及终身恩骑尉之爵。至于第一等那就更不得了。按皇上地原话。‘若能造福于百姓。立功于社稷。朝廷自然不吝爵禄之赐。从终身骑都尉到世袭一等伯爵。尔等有本事只管来拿’。”
钱成第一次听说这事儿，瞠目结舌了好半天才喃喃说道：“好大的手笔！好大的气魄！”
听着钱成等人谈论着献宝大会，朱棣暗自偷笑。这个时空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实施专利法。
专利法的本质是为了保证专利人的利益，进而鼓励人们进行创新发明。不过，在明朝推行专利法显然不合时宜——即便是二十一世纪，盗版书籍、盗版软件等仍然在中国大行其道。在六百年之前的明朝，专利人的利益又怎么可能依靠专利法来保证呢？
于专利人的革新技术一旦暴露就会给专利人带来极大的损失，因此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倾尽全力对独家技术严格保护，有时候，这种保护甚至显得有些夸张——比如说所谓的“传媳不传女”。
这种森严的技术壁垒导致的后果非常恶劣。比如说春秋时期出土的青铜剑有一种镀铬的技术，但是自春秋之后，直到二十世纪，中国才重新掌握了这种技术；又比如日本刀制作技术本来源于中国两汉的钢铁花纹刀剑，但经过不断改良加工，形成了不论外观还是实用都“在远东首屈一指”的地位，而中国的刀剑制造技术却不断衰退湮没，连对日本刀风格大有影响的唐刀原物都已荡然，反倒在日本有所保存；还比如说明朝时中国就能生产开花弹，但是清朝时，中国却只能向外国购买开花弹；比如说地动仪，比如说麻沸散……由于技术壁垒太过森严而失传的事例太多太多，以至于对文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阻碍。
说服技术所有人无偿将技术公开显然不现实，坐视众多先进技术失传也不是朱棣乐意接受的。因此，朱棣便想出这么一个折中的办法：通过献宝大会向专利人购买其专利，费用由皇帝来买单。
大多数技术都被商人或匠人所珍藏，而商人和匠人在封建时期社会地位较低。一旦他们将自家独有的技术公布于众，若是真的有利于国计民生，那么他们也不至于吃亏。因为，技术所有者可以获得官职甚至是爵位进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在官本位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这一进阶之道可以让那些商人和匠人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官职和爵位所带来的俸禄多少也可以对他们在经济方面有一定的补偿。
第一届献宝大会上，肯定有一些尚在观望之中的专利人不曾参加。但只要真的有匠人或商人获得了爵位，然后趾高气扬地出现在原来的同行面前，那便一定能促使更多的专利人公开自己的技术。
除了用名利的手段促使专利人公开他们的发明之外，朱棣并没有忘记在推广方面下功夫。在古代，很多发明创造的推广速度都极为缓慢，其平均速度往往每年仅几公里，某些发明创造甚至还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消失。
朱棣打算这样做：将来授予新科进士或是官员新职务后，要求他们先去国子监学习一个月，在那里阅读从献宝大会上收集而来的各种“专利”资料。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由于吏治改革规定“官员的收入将和他所管辖范围内的赋税严格挂钩”，因此那些即将即将赴任的官员中肯定会有一部分，将会对能够提高自己收入的“专利”产生兴趣。
因为，官员赴任后，将新发明的生产技术、新发明的生产工具以及任何能够提高生产力的创造发明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推广，在提高当地的生产力的同时，还能够大幅提高他本人的收入。
当然，朱棣并不认为所有的官员都会按照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去做。
或许有的官员根本就不具有相应的能力——书读得多，能够考中进士，并不意味着行政能力就一定过关。这种官员，虽然想通过正途获得更多收入，却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或许有的官员根本就不重视推广新技术、新工具——观念的改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古代人的智商不比现代人差，但很多观念却与现代不同：罗马人曾认为某种可以搬运大石块的机械抢夺了贫民的工作岗位，因此将之废除；清朝有人认为，黄包车的推广会使轿夫失业，因此对黄包车进行限制。因此，没准也会有官员认为推广某项新技术会使当地雇农失业、会加剧当地兼并，因此拒绝推广新技术。
或许有的官员会好心办坏事——比如说推广某件新型犁具，这种犁具很适合在江南的水田中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