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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性生活的和谐美满之外,朱棣在皇后这里还能得到心灵上的抚慰。因为**之后,待两人恢复了清醒,朱棣还可以和皇后卿卿我我絮絮叨叨地聊天,除了与穿越相关的事不能说之外,别的烦恼基本上都可以向皇后倾诉。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朱棣十有八九都就宿于皇后寝宫。落在外人眼中,朱棣和皇后简直可以说是恩爱夫妻的模范代表了。
好好睡了一个觉。四更更末。一个小宦官站窗前高呼:“起床早朝了!”一声比一声高。把人聒得起来算完——朱棣虽恼。却也没办法发火。因为这是他自己立下地规矩。朱元璋规定五更早朝。他自己精力充沛。五更上朝毫无问题。按道理说燕王也自小打熬得一副好筋骨。起早床自然也没什么问题。不过穿越之前朱棣却喜欢睡懒觉。这个习惯也被带了过来。因此每次都拖着不愿意起床。然而朱棣也知道不起床毕竟不妥。如果下旨将早朝时间延后。那便是违反了祖宗家法。必定会惹得御史们今天一个条陈明儿一个谏章地聒噪——朱棣并不介意在必要地时候做个暴君。但是为了这点儿小事就去做暴君实在太不值得。
按道理说。永乐皇帝制定地内阁制度。其行政效率比早朝要高多了。但朱棣毕竟篡位不久。为了睡懒觉地事遭受大臣们地诘难太不划算了。迫不得已。朱棣只好安排了一个人工闹钟。让小宦官到了时辰便开喊。
见皇后面带甜笑雪肩微露合眸。依旧睡得沉酣。朱棣示意小宦官收声。悄悄扯过褂子自己穿上。能够贴身服侍皇帝皇后地宦官和宫女全都长着一副玲珑心窍。见朱棣不欲吵醒皇后。其中两人便蹑手蹑脚走到朱棣近前。帮他穿上龙袍。而另一人则悄声无息端来早点。
吃过早点擦过嘴后。朱棣亲了一下皇后地脸颊。见皇后脸上升起一片红霞。朱棣轻轻一笑。却也不说破。而是转身走出宫门。然后乘着明黄亮轿朝乾清宫(注1)而去。
皇帝参加早朝时并不走大门。而是从西暖阁这里走侧门。在朱棣进入大殿之前。随堂太监黄俨先走进去。“啪啪啪”地甩了三下静鞭。殿外廊沿下站着地供奉们一齐奏起了鼓乐。在黄钟大吕。瑟筝笙篁声中。朱棣从西暖阁门跨步走了出来。向着殿中央地御座走去。大殿里地官员们人人肃穆庄严。没有一点声音。朱棣走上雕龙黄袱面地天下第一座上坐下。摆出一副至高无上地尊严和权威。鸟瞰着下边地臣子们。
黄俨走上前前高喊一声:“乐止!向吾皇行三跪九叩大礼!”
满殿的臣子三番扬尘舞拜,“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高遏云天。
朱棣参加早朝已经好多次了,每次都有一种大喊一嗓子“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的冲动——可惜这只是恶作剧的想象而已,真要这么做,只会白白招来御史的批评。所以,朱棣仍旧象往常那样双手平伸,着示意大家免礼平身。
兵部尚书忠诚伯茹瑺满脸的喜色掩都掩不住。
“皇上,征南将军韩观捷报:五日前韩将军击斩理定诸县山贼千一百八十有奇!”(注2)
朱棣接过太监递过来的捷报奏折,漫不经心地浏览的同时,脑海里不由地浮现出韩观那副“性鸷悍,诛罚无所假”的形象。
韩观此人在1386年出任桂林右卫指挥佥事,因“讨平柳州、融县诸蛮”而升任广西都指挥使,1394年“讨全州、灌阳诸瑶,斩千四百余人”,翌年“捕擒宜山诸县蛮,斩其伪王及万户以下二千八百余人”,因此晋升至征南将军。他在洪武年间的最大“战绩”是在1395年“移兵征南丹、奉议及都康、向武、富劳、上林、思恩、都亮诸蛮,先后斩获万余级”,这个“战功”使他在1396年晋位都督同知。
按现代医学观念,韩观肯定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他太过嗜杀,而且所杀之人并不拘泥于少数民族,尤其是酒醉之后。有一次,庆远的诸生们去看望他,这本是一种礼节性的访问,他却一口咬定对方是“贼觇我也”,竟全部杀害。而他对待造反者的政策为“得贼必处以极刑。间纵一二,使归告诸蛮,诸蛮胆落。由是境内得安”。也就是说,凡是被他所捕获的少数民族俘虏,除了留下一、两个活口之外全都难逃一死。韩观之所以会将少数活口放回,是为了让幸存者将自己亲眼目睹的残忍杀戮向部落内广为传播,造成心理恐惧感。
后来,韩观“嗜杀”的名声终于传入朱元璋的耳中。朱元璋本人是中国历史上排名远远超过韩观的大杀人狂,但他爱杀大臣(包括大臣的亲戚),不爱杀百姓,因此对韩观的“嗜杀”并不欣赏,于是亲自下旨告诫韩观:“蛮民易叛难服,杀愈多愈不治。卿往镇,务绥怀之,毋专杀戮”。大约是有了这样的命令,之后韩观的屠杀行为大为收敛。
朱棣登基后,先是令韩观练兵江西,节制广东、福建。不久理定诸县叛乱,于是朱棣任命韩观为征南将军,镇广西。
朱棣任命韩观为征南将军,本意并不是欣赏他的嗜杀,而是考虑到韩观的名声在广西苗、瑶、壮等土民当中有着“止幼儿啼哭”的效果,对稳定广西局面能够起很大作用。可惜韩观多半是会意错了,看到新皇登基后很快就启用他为征南将军,喜不自禁。为报圣恩,韩观便再次大开杀戒了。
根据历史记载,有明一朝中央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总体而言还算不错。
北方,不论是边外羁縻卫所的首领军士,还是腹地的鞑官鞑军,大都忠于明朝并为之效力。那些蒙古人对明朝授予的封号官爵十分重视,把它看作是极高的荣誉和统辖本部属的依据。他们将朝廷颁发的玺印诰命辗转相传,世世宝之。直到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尔扈特部挣脱俄国的羁绊重归祖国时,仍保有“伊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一颗”,并将其献给清政府。事实上,不少蒙古部落直到明朝大厦将倾才完全倒向满人。
四川的白杆兵为了保卫中央政权更是尽心尽力。按道理说,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和四川的“白秆兵”根本就扯不上关系,后金军对辽东等地烧杀抢掠也没碍着远在四川忠州的土兵什么事。然而归化苗人女宣抚司秦良玉以“国家有难,理当挺身而出”为由,派遣兄长秦邦屏率3000“白杆兵”勇赴辽东战场。天启元年三月,秦邦屏和千余“白杆兵”在浑河边上战死,由此获得了“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的褒誉。得到兄长战死的消息后,秦良玉不仅没有胆怯退缩,反而毫不犹豫亲率第二批“白杆兵”3000人再次北上赴援。秦良玉受命镇守山海关时,在她守关期间,后金军未能逾山海关一步。
当然,明朝中央与地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倒也没有达到如胶似漆的程度。整个明朝期间,少数民族叛乱骚扰的事情不曾断绝。但考虑到封建社会中汉族农民起义造反也屡见不鲜,仅《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洪武一朝的农民起义就达一百八十余次之多。因此,地方上少数民族偶尔的叛乱暴动也完全属于正常范畴。
明朝中央对地方少数民族的政策并不严苛——相反,很多时候明朝中央对少数民族比汉人明显更优待一些。只不过,中央的政策再好也需要地方官员来执行。拿西南一带来说,那里太过穷乡僻壤,没有一点儿油水还事多任繁,官员们都不愿意去那些地方上任。朱元璋当政的时候还好,除非有着强烈自杀倾向并且毫不在意家人妻子遭受残酷牵连,否则官员们绝不敢违背那个杀人狂的意志。但明朝中后期,皇帝要么更加尊重官员,要么不理政事将权力交给内阁和太监,结果有些官员为了不去边远地方当官竟然以辞官相威胁。这样一来,许多州县衙门里就没有主管而只有衙役了。吏员求名无望,只能一门心思盯在求利上,因此总是上下其手,无事生非地敲榨苗瑶百姓。苗瑶等少数民族在忍无可忍之时,往往会选择反叛。
朱棣揉揉太阳**,想了想,缓缓说道:“太祖皇帝曾经告诫过韩观‘蛮民易叛难服,杀愈多愈不治。卿往镇,务绥怀之,毋专杀戮’……不过,祖制也规定应该对那些夷狄威德兼施。如果禁止以强大的武力来达到威摄和剿灭的目的,那么威德兼施也就谈不上了。更何况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什么时候应该怀柔什么时候应该施威,在当地的韩观最为清楚。罢了,解缙。”
“臣在。”
“你来拟旨。”
“遵旨。”
“览奏喜甚,所谓汉书下酒,朕竟为浮一大白!卿如此用心办差,可谓不负朕恩。卿此次处理理定诸县山贼一案,详虑而谋远,遵命而机断,身入险地大获全胜,剪恶逆于须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