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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沉默了，我很希望要这个荣誉的，一个是因为我确实为这本书的翻译做了很多事情，我觉得那些是我应得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明白一个人有一本著作是多么重要的事。中国人办事情就喜欢弄指标，你要升职，要涨工资之类的，国家就会规定一些“硬性指标”下来，比如有一本专业著作啊，或者是发表多少篇论文之类的，达不到的话对不起，你混多少年都升不了职。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机会，虽然只是第二作者，但是这本书真的很有价值，以后可以在简历上大书一笔，等毕业的时候说不定还能因为这个被分到好一点儿的医院去呢，所以我真的很想要。可是这个话我却不能说，这个年代的人都这么淳朴、这么谦虚，我要是大剌剌地要，会不会被认为人品差？于是我只好沉默不语。
幸好王教授在马睿澜说完话以后把脸一沉，然后说道：“马睿澜，你这是说得什么话呢？我们得实事求是，不是吗？你参加了就是参加了，虽然只翻译了一章，但也是参加了！没有人可以抹去你的功劳！林晓雯，你也是，不要和我说你不要把名字加在书上面的，我们知识分子就要有风骨，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不去争、不去拿，可是是你的就是你的，不去让、不沉默！你们都是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在心里揣着一把尺子，好好地衡量一下，怎么能这样想呢？你们可是国家的脊梁啊，要是你们都都怕事，都退避，都不敢说话，那国家还能有什么希望！”
马睿澜很激动，眼睛里闪烁的全是光辉，然后特别“革命”地对王教授说道：“王教授，我明白了，我以后一定该，我会做一个正直的人，也做一个不怕事的人，守好知识分子的风骨，遇到事情就说！”王教授满意地笑着对她点头，显然对她这一番表决心很满意。
可是我依旧沉默，我和马睿澜很不一样，她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觉得自己是国家的脊梁，觉得自己是精英，所以她很骄傲，有着知识分子的那种特有的傲骨。他们是那种传说中的“献了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的人。
可是我却生长在一个大学生已经不值钱了的年代，毕业的时候满街都是本科生，工作特别难找，根本就没有半点儿“精英意识”，觉得自己就值个白菜价。而且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也没有那么重的使命感了，抱定“为国献身”的人还真不多，大家考虑得都是个人的发展，个人的生活，个人的价值。
所以我很难改正我“谨小慎微”“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在社会的大洪流里随波逐流就好了，只想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没有成为任何“斗士”的觉悟，所以我不是那种随时都“仗义执言”的人，我先要保护好自己，只会在自己被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翻看，否则就是冷漠地注视着这个社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然国家受灾的时候我也会捐捐钱什么的，但是都是“力所能及”的，绝对不会看到一个弱者就义“愤填膺”，然后什么也不管地去为人家奔走呼号。
前世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但是来到这个年代以后，接触了这么多人以后，我怎么越来越感觉到了我的格格不入，也渐渐产生了一种自卑的心理，觉得自己的品质怎么变得“低劣”了？
王教授的话真的让我很感动，也让我身上的血小小地“沸腾”了一下。但是也只是这么一下而已，以后要让我去斗争什么的，我还是做不到．．．．．．
羞愧地低下了头，我无言以对。
王教授显然很不满意我的现，我也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在他面前表表决心什么的，让他喜欢，可是在他和马睿澜面前，我实在是说不出那种假话，他们都是这么热血、这么真诚，我觉得在他们说那些违心的话是对他们的亵渎。
王教授叹了口气，摇摇头，说道：“马睿澜，你先回去吧，我和林晓雯还有一些地方要讨论一下，再一起商量着写上一个序言，待回儿直接就把稿子送到出版社去了，你直接等着出书就好了。”
其实稿子已经全都校对好了，序言也写了，我还帮王教授订正过错别字呢，但是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讶，我知道王教授是有什么话想单独和我说。
马睿澜不疑有他，高高兴兴地走了，只留下我和王教授在那里喝茶。我知道王教授对我不满，今天肯定是要训斥我了，于是我一直低着头不说话。
王教授斟酌了一下，然后对我说道：“林晓雯，你的专业能力很强，而且英语也学得很好，人很聪明，做事情还很勤奋。我本来对你很满意，还想好好地栽培一下你，可是现在我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很严重的问题，我觉得你想马睿澜那么热爱自己的祖国，那么热爱奉献，甚至，那么单纯。你很聪明，但是也很复杂，我总觉得你的心里藏着些什么事情，你能和我说说吗？咱们就是好好聊聊而已，放心，我也是吃过亏的人，知道有些话是不能乱传的，所以我的嘴巴会很紧的。”
我赶紧为自己辩解了一番：“王教授，您误会了，我不是不爱国，我只是．．．．．．”只是付出得没有你们多，只是奉献得没有你们多，只是想了想个人的利益．．．．．．而已。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说，该怎么和他解释，我知道我的理论他是一定不会接受的。完了，这次肯定会被他误解成为品德不好的人了，怎么办？
王教授叹了口气，说道：“林晓雯，你能和我说说你的经历吗？”
我便说了起来，告诉了他我“父亲”的去世，告诉了他我的“失忆”，也告诉了他母亲的病，我的应对，我和宋叔叔的“重逢”，我到云南当知青的那些年，和我拚命地高考，最后到了现在这一步。我从来都没有完整都和别人说过我的这些经历，不过忽然想到我的这些事情史明辉都是很了解的，再加上想到了他们一行几人现在以后去了云南了，就开心了起来。云南的下一站是上海，然后，他就该回来了。
王教授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话，然后皱眉说了一句：“林晓雯，是不是因为那些经历，所以你．．．．．．唉，我承认你的经历是有一些不幸，但是绝对不可以因为这个不爱自己的国家啊！我们国家是很好的，只是前段时间被一小撮人弄乱了而已，以后就会拨乱反正了，就会好了！千万不能丧失希望啊！”
我看着王教授，心里涌起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他在文革里受了很多苦，在四人帮下台以后也没能立即平反，一直到我们学生闹事、学校和国家不得不应对的时候才被“放”了出来，继续当老师。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被“放”出来以后完全没有任何怨言，如此积极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如此尽心竭力地为国家考虑，看到自己的学生思想“有问题”还不厌其烦地找我谈心，想让我变成一个“根正苗红”的人。这样的人很快就要绝种了吧？我真庆幸，能遇到这样一个老师！
可是，我能变得像他这样吗？我怕我永远也没有那样的“觉悟”啊！
于是我只能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王教授，我不知道怎么和你解释，但是我想告诉您我很爱这个国家，也没有对她有什么不满意的，我不是那种怨天尤人的人。我只是，只是不喜欢斗争，不喜欢高调，不喜欢那些‘革命’，我只想安静地生活，平淡地生活。或者我的想法您不太能接受，可是我只想明哲保身。我怕了．．．．．．”
王教授听完以后又叹了一口气，说到：“林晓雯，我明白你，有过那些经历的人没有几个是不怕的，你这么想也没有什么不对。是我自己想多了，只是我也怕啊！以前我有一个得意门生，我很精心地教育他，还推荐他出国留学去了，可是没想到他用了国家的钱出国，可是毕业了以后却没有回来，待在了外国！让国家和我的一片心血都付之东流啊！文革的时候我没少因为这件事受批斗。”
说道这里以后王教授苦笑了一下，说道：“其实我也明白就算没有这个事情我也少不了要被批斗的，只是我的心里过意不去，我那么得意的门生，那么聪明的一个孩子，怎么去了就不回来了呢？怎么就能不爱国呢？林晓雯，你的资质很好，也很勤奋，很像当年的他，所以我就想多了。唉，听了你的经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