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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三界，性质不同，亦自有其变迁法则。康德便曾说过：人有人的特性，而其特殊之点，绝不能从动物中去比较或求取证明。我们不能借着矿物学去证明植物的特性，不能藉植物学去证明动物的特性，同样不能藉动物学去证明人的特性。因为人是属于人的世界，绝不同于无机物世界或动植物世界。易经说：“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精神世界为纯粹精神，完全依照目的法则而变迁，所以完全自由，也完全靠力。物质世界为纯粹物质，完全依照因果法则而变迁，所以毫无自由，亦即完全认命。唯有人类世界既有精神又有物质，一部分依照目的法则而变迁，另一部分又依因果法则，因而享有相对的自由，既靠力又靠命，所以儒家主张“尽人事”以“听天命”。
尽人事以听天命，便是中道管理的要旨，充分符合人类理性和欲情的需要，也就是合乎人性要求而导致人类走上幸福之路的最佳取向。兹说明如下：1。尽人事。
对任何组织而言，管理都是一种挑战，并不是万灵丹。管理技术无论多么老到，总不是神符。
西方管理受到西方知识论的影响，一切纯理性，重客观，以通于物的心感和方法来通于人，可以说只看到人类理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欲情的一面。虽然人群关系运动，掀起了人性管理的热潮，但是西方“执己忘天”，惟知有“人”，不知有“天”的偏道思想，使他们深信“天定胜人”，因而很容易择定一个目标就信而不疑地去追求。中国人当然也肯定“人定胜天”，但中道思想使我们同时也了解“天定胜人”的道理。吴兆棠先生曾谓：人生之祸患，往往源于执己而忘天。宇宙玄妙，惟“神”得释。即就地球历史而论，一般认为已有三十亿年，若缩为一年，则前八个月，尚无生物。自第九个月起渐有单细胞生物发生，第十二个月之第二周始有哺乳动物。人类则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十一时四十五分方告诞生，在一年历程中仅占十五分钟。以如此后生之人，竟妄欲为天地之主，而任性逞意，安得不自扰扰人，造成祸患？吴先生并不否定人类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只是人虽相信自己的“努力”，而“努力”的结果，却未必一定有效。管理者是人，应该体认自己能力的极限，也谅解员工在理性之外，有其情感，这样才能“视人为人”，不把员工当作“物”或“机器”看待，那便是真正的人性管理。
2。听天命。
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俗说以为孔子崇信天命，实则大谬。“四十而不惑”，四十岁以前，尽力培养自觉意志，先求“知义”；五十之后，转往客观限制的一面，以求“知命”。于是人所能主宰的领域与不能主宰的领域，同时朗现。孔子认定“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也在提醒我们欲明“义”“命”分立的道理，必须知命。管理者了解自力所能主宰的范围，以自觉意志在此领域内建立秩序，扮演服务人的角色，使员工知所感应而又有所适当的感应，即是“知义”（尽人事）。然后把客观限制的条件，尽量予以突破，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就应该安之若“命”，不要再怨天尤人（听天命）。如果以企业管理为例，则“命”就是“企业组织与外界环境交互作用的历程”，有如图3…4…2。
管理者惟有深切了解孔子的“相对力命主义”，才能知道企业自身的能力有其极限，外界的因素，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社会环境、市场以及技术的变迁，Qī。shū。ωǎng。均非自力所能控制，因此“不以成败论英雄”。管理者有此信念，员工才愿意也才敢于多多去做，否则我们一再指责中国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为错误有害的观念，亦纯属徒然。管理者“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更应该抱持“只顾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这才是孔子最为可爱的“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惟有真正“无所为而为”，才能到达“知其不可而为”的伟大境界。
人类由天地生出来，人类世界即是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互相结合。汪先生进而肯定：人类既非如犹太神话所说，系由神创造而成，或单为天所生；亦不是如达尔文所谓，系由猿猴进化而成，或单为地所生。果真人类为神所创造，人类绝不致如此之坏；果真人类为猿猴所进化，人类绝不能如此之高（人类能创造文化，其它猿猴至今仍难能如此）。所以他推断人类在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自成一个世界；好比子女为父母所生，亦于父母之间自有一个人格一样。
方东美先生曾经指称：“对立感”乃是西方人根深柢固的特性。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向来具有“二分法”的本能，所有事物都一分为二，彼此敌对。整个宇宙，被他们割裂成表像与实体、现象与本体，或者自然与超自然，姑不论其所用的名目为何，都是一分为二，然后便很难再行和谐沟通。这种“恶性二分法”，使得西方哲学家偏向于“二选一”的极端。他们不是相信人类为神所创造，即是肯定人类为猿猴所进化。一方面，人是神的形象，而另一方面，人又是兽的化身，两者既不能兼容，人就成为一种内在的自我矛盾。德国哲学家包雅可（JacobBoehme）甚至建立一套“神图为外界对企业的作用（三）中国管理现代化仍然是中道管理魔同在”（God…Lucifer）的形上学理论，以便使宇宙的截然二分更为突出。
管理的偏道思想，也使西方管理学者，无法忘怀于劳资对立，把劳工与雇主，画分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在劳工方面，希望工资越高越好，工作时间愈短愈好，工作环境越愈安全愈好，一切劳动条件愈是优厚愈好。而在雇主方面，却是工资愈低愈好，工作时间愈长愈好，工作环境愈简陋愈好，一切劳动条件愈是单纯愈好。两者的立场与要求既不相同，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上也就难求其一致。
偏道思想，也导致西方管理界始终把“人”和“业绩”视为对立的两个概念。泰勒（F。W。Taylor）希望施加压力使工人获得高业绩，令人不满，引起人群关系论者重视人际关系的主张，但是人乐意了，业绩却往往低落。目标管理企求加以统合，方向十分正确，可惜“组织的高业绩”与“达成高业绩的人”分立，仍旧摆脱不了偏道二分法的窠臼。
西方管理所造成的种种现象，如职业专门化、教育商业化、商业竞争化、礼节表面化、宗教形式化、艺术实用化、道德相对化，以及生活机械化，实际上都是偏道思想影响的结果。中国思想却迥然不同。中庸宣示：“唯天地至诚，故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是宇宙间各种活动的创造者及参与者，其生命气象顶天立地，足以浩然与宇宙同流。并且参赞化育，止于至善。在天、地、人浩然同流，一体交融中，彼此都是创造动力的一部份，因而形成协合一致的整体，方先生称之为“广大和谐”（prehensiveharmony）。
广大和谐使得天、地、人三界，性质不同，同时并存，互相影响，看似格格不入却能互相涵摄，协然一致。这种中道思想，各国哲学家虽然也有不少的贡献，但均不如中国儒家，特别是孔子贡献之大。方先生比较中西思想，认为人和宇宙的关系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看法，足资左证：1。从希腊人看，人和宇宙的关系是“部分”与“全体”的和谐。譬如在主调和谐中迭合各小和谐。
宇宙包括社会，社会又笼罩个人，形成“三相迭现”的和谐。
2。从近代欧洲人看，人和宇宙的关系是二分法所产生的敌对系统，有时是二元对立，有时系多元分立。
3。从中国人来看，人与宇宙的关系，乃是彼此相因，同情交感的和谐中道。
中道思想使中国人深信：真理不在两相对立的偏道之一，却在两者之间。例如群我问题，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对；人我问题、为他主义与自私主义对立，均各有所偏。他如绝欲主义与纵欲主义、世界主义与帝国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国家主义、家庭神圣主义与自由恋爱主义、人定主义与天定主义、自然主义与文化主义等等，都是偏道思想，均非真理之所在。
修己安人的管理历程，便是在这些相对的偏道之中，找出广大和谐的中道。我们一方面要实现自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