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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奶教旃鸵�/和/团运动了。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上讲到张献忠时，是提高到与领导农民革命军打天下的李自成相提并论的。方老师反复强调这是农民革命起义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农民起义总是高大全，代表正义和正确历史发展方向的，从来不会涉猎一点负面的史实记录和评价。
都是看闲书惹的祸，一说到农民起义，听她讲到“冲天大将军”黄巢的历史进步性时，我就想起其它书里记载的黄巢的好杀与吃人肉，特别喜欢吃婴儿肉，他的军队吃人和杀人如麻（据说杀人达800万）就不见正史半点记载（当然是指以阶级斗为纲年月的载史）；如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九月，黄巢攻陷广州，开始大屠杀，据阿拉伯人无名氏著《中国印度见闻录》载：“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12万人被他杀害了。这4类宗教徒的死亡人数之所以能知道得这样确凿，那是因中国人按他们的人（头）数课税的缘故。”如果说这也许流于孤证和浮夸，那同时期到过中国的阿拉伯旅行家、历史学者马斯欧迪（Al…Masudi？…956）在其著的《编年史》中载：“谋反人（黄巢）急忙进犯广府，连连发起猛攻……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以及波斯拜火教徒，在逃避刀兵中死于水火般的劫难者，计有二十万之众。”那数字就更大了。
再如一讲到明末农民起义，就列举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但只字不提张献忠号称“张屠夫”，其几乎杀净蜀人的恶行。张献忠于崇祯十七年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自立为大西国皇帝，民间称之为“八大王”，可能能列入中国第一超级大杀手名册，天性残忍好杀，并刻石立后人称为的“七杀碑”，碑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见《中文大辞典》载）。据清人彭遵泗写的《蜀碧》和《蜀警录》、《蜀难叙略》等史书记载，“八大王”屠川几乎杀光了大半川人，张献忠有次患了疟疾，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这就是以砍下来的女人小脚堆成塔献祭，最后竟砍下自己小老婆的小脚放上去作塔尖……没有军粮，就杀女人腌肉充军粮……
后来考古发掘出来的七杀碑，后句并不是七个杀字，而是“神鬼明明，自思自量”八字。从这看来，还是可能存在“反动封建地主阶级的污蔑代表历史进步性的农民起义”情况的。前面的这些记载都是国人所著，但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也记载：张献忠进成都先大杀十日，然后开始小杀每日，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亦不算多。记载张献忠屠川的书籍还有《平寇志》、《时变纪略》、《荒书》、《蜀乱》、《寄园寄所寄》、《明史》、《滟预囊》、《绥寇纪略》等。这就不能都说是污蔑了。
兵灾过后千里蜀境几无人烟。据《成都府志》记载：守成都的官兵在城墙上，一天内看见有13只老虎从城墙下的府南河边掠过。那都是下山来吃人肉的猛兽啊！1700年前的蜀汉时期就号称“锦绣成都”的锦官城内，只剩下十几户人家。（当然，蜀中人口凋零与同样残暴好杀的满清兵有关。）平定乱局后，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第一次清理户籍时，发现整个四川省只剩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崇祯以前，蜀中人口一直在三百万以上。以致后来的一百多年中，从清初一直到史称“康乾盛世”的时期，都不得不进行“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行动。近几年成都城市建设，多次发现白骨万人坑，经考古专家测定，这些白骨遇害的时间恰好就是张献忠据川的时段。
张献忠式的农民起义，除了想改朝换代，争抢坐那把代表坐天下的龙椅外，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了？根本代表不了什么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黄巢起义、太平天国一样，是以人民的大杀戮、大灾难，带来生产力的大破坏，历史的大倒退。鲁迅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但多年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总是对历代农民起义不分青红皂白的歌之赞之，夸大其历史作用；而对他们血腥杀戮对社会的极大破坏，只字不提，甚至出于政治需要对农民起义进行阶级赞扬而遮丑掩恶之。这绝不会是正确的史观。
在教科书里我们也看不到太平天国上层荒淫无耻的一面：洪秀全在金田起义不久即有妻妾15人。一年后至永安，据后来天京城破时突围被俘的天德王洪大泉口供：“洪秀全耽于女色，有36个女人。”到1864年天京沦陷后，16岁的幼天王洪福瑱被俘后的口供中说：“我有88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天王的88个后妃已超过了历代封建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数了，后宫更有一万多名搜罗进来的秀女，荒淫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封建帝王。而其治下的“天朝”，男女强分男营女营，连正当合法的夫妻行房都被禁止、被取消，规定除非奖赏充许，私行男女之事要处死或点天灯。裹挟精壮男丁加入太平军，以其全家老幼为人质，但凡男丁在前线表现略有不好，或逃跑或作战不力等，即全家连坐甚至处死。任人唯亲，封王竟达2700多个，历史上闻所未闻。洪秀全初创拜上帝教时倡导的“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全无踪影。
这样一个类邪教团队，却因为纳入了“农民起义”阵营，被涂脂抹粉隐恶扬善冠予“历史的正确发展方向”美誉，一些尊崇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史学大家也悖离了“强项令”与“太史公”的唯史精神，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骂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为“汉奸”、“刽子手”，说：“后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崇奉这个‘曾文正公’作模范、作祖师，认他‘是我国旧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动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把他的汉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协的外交路线，当作统治人民与麻醉青年的经典……”中学历史课本是严格按照范文澜这一史观修订的，范公上述这番说话，让我真有些糊涂了。因为“闲书”读得多了，知道蒋介石一生奉曾国藩为师，其“慈不掌兵”堂训也是语出曾国藩。“反动头目”老蒋佩服曾不足凭，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定下“文艺是为政治服务”大方向的领袖毛泽东，对曾国藩也是深为佩服的，一部《曾文正公全集》毕其一生批阅过多次，据说毛到逝世时放在枕边的书都有此著。毛泽东年轻时与友人通信也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按范文澜的说法，那博古通今的大政治家毛泽东也可归入范所说的“反动统治阶级”吗？
几年以后，我在长沙读到另一本“闲书”，书中引用了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除了改朝换代，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运动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这就更让我一头雾水了，这么巨大的关于历史评价的反差，现实的崇抑混乱，追溯源头却发现领袖和祖师爷级的人物都有与现实教材不一样的定义时，这实在让我稀里糊涂到不知该信谁了！到底是教科书错了？还是领袖们错了？该相信教科书上的说法呢？还是信奉一直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知识渊博、博鉴群书”的领袖们呢？抑或根本就是我自己精神分裂了？
课堂上我还没来得及开腔呢，方老师见我又是一脸质疑的样，嘴唇嗫嗫嚅嚅想说什么，警惕地瞪了我一眼，提前警告说：“有的同学，不要满脑袋的胡思乱想，历史的误会很多，也许你也是看了几本杂书的，但那不是真理，真正的历史是写在课本上的内容。”她顿顿，见我终于好象不太想出声与她质辩了，语气放得和缓了些，说：“况且，高考是不会考到你们看那些闲书内容的，要研究和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