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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的程乃彬连忙答道：“回陛下，应荐一千八百年有余。”
“一千八百年，多少岁月沧桑。多少次改朝换代，黄巾之乱，三国之祸，五胡乱华，晋室南渡，靖康之难，崖山之亡，可是圣人之学却代代相传，源源不息，为什么？”
“回陛下，依臣之见，圣人之道在于天理。”桂彦良拱手道。听到这话，孔克坚和北方名儒士子们脸上不由微微一喜。
“这话是理，但是没有说全。”刘浩然略一颌首，脸色变得肃穆道：“依我之见，那是因为不管世道多么艰难，蛮夷如何肆虐，依然挡不住我们求知索明，不甘愚昧的心。胡人的刀再锋利，可以砍掉我们的头颅，却改不了我们的字，胡人的火再荼毒，可以烧掉我们的家园，却烧不绝我们的书。”
听到这话，众人的神色不由一凛。
刘浩然不由走上前去，拍了拍那棵奔树，悠然地说道：“这棵树从古到今，不知看了多少改朝换代，看了多少中原战乱，看了多少人间悲喜，可是它一直屹立在这里，它无声地告诉我们，告诉世人，我们的根就在这里！”
“圣人之言，圣人之言，如果我们真的读懂了圣人之言，这天下早就大同了，我们的百姓也不会经受这么苦难了。
何为忠？何为孝？何为智？何为信？何为礼？我们真的明白了吗？”
听完刘浩然这番话，孔克坚、孙仲良等人心里不由打起鼓来，这话难道是在敲打他们吗？他们早早就知道刘浩然在江南搞得那一套，新理学。新儒学，将夏夷之辩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推出了国家、民族的概念，北方名儒士子多年深陷“教虏”统治之下却不知抗争，甚至有不少人出仕元廷，效忠耻虏，真要按照江南那一套算起帐来，不是轻罪。
“在这里我要多谢衍圣公和诸个大家，你们在艰辛中忍辱负重，不以芶且偷生为喜，广传圣人之学，让我们民族的薪火在北方代代相传，没有让勒虏元胡灭了我们的道统传承。”
刘浩然的话锋一转，恭敬地向孔克坚等人拱手施礼，不由让众人一愣，纷纷还礼。
“北方历经数百年荼毒，勒虏蛮夷在这里肆虐多年，试图用屠杀让我们屈服他们的愚昧和野蛮，他们不仅想在肉体上奴役我们，更想在思想上让我们世世代代为他们做牛做马。现在我们已经用血与火将他们驱逐出去了，可是这里却是疮瘙满目，而今之计，当是我们齐心协力，清毒复正，重振圣人之道，还百姓一个清平世界，否则我们有何面目见祖先在天之灵？我就拜托诸位了。”说罢，刘浩然又向众人深施一礼。
孔克坚、孙仲良等人在回礼中已经回味过来了，这是刘浩然给他们留了台阶，就看他们识不识趣。识趣的话，按照他的意思，“清毒复正”把那些“应付”元胡教虏的流毒理论清除掉，发展出符合这位天子所希望的“理学”和“儒学”那么大家都是忍辱负重，不但无过反而有功；如果不识趣，那么你就是蛮夷教虏的死，忠，这位征战出身的天子不介意用血与火将你与教虏元胡一块清除掉，而且还要让你遗臭万年！
不要质疑这位大明开国皇帝不敢做。当年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为了征服中原和南方，杀得人数以千万计。这位用血与火将蒙古人赶出中原的大明皇帝难道就是慈悲心肠。他不用学蒙古人那样杀千万人，只要杀上几万人，几个万人，北方的士子们难道还不会像屈服元廷那样向他屈服吗？
众人都知道，现在刘浩然不愿意大开杀戒，而是给众人留出一条活路。原因就是北方经过数百年的战乱****，早就是十宴九空。现在的北方就是地荒人荒，刘浩然不愿意为了所谓的“学术之争”让北方的院伤元气。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走那一步的。删晓凡叩望北方的读书人自己好好掂量一下，识时务者为俊杰。
看着孔克坚、孙仲良等人脸上的略有所思，刘浩然知道自己的一席话已经被这些聪明人读懂了，剩下的就看他们自己了。刘浩然心里黯然叹了一口气，心中既愕怅又略有喜悦。愕怅的是赶走头上的教虏容易。赶走心中的鞋虏却是那样的艰难。略有喜悦是虽然北方被女真人、蒙古人统治了数百年，但是他们并不“注重文治”尤其是元廷，除了忽必烈少数几个皇帝关心文治外，其余的皇帝都在忙于内斗和享乐。加上自己不争气，短短百余年就夹着尾巴走了，所以荼毒得不深。真要是像另一斤，世界的满清统治者，精于“文治”搞出一个个所谓的“盛世”估计这会自己将更加头痛，恐怕将会有一帮子的遗老遗少在自己面前哭泣，甚至唾骂自己是“逆贼叛党”趁着现在病得不是很重。努力地抢救一把吧。
而且刘浩然心里想得更深远，看着孔克坚、孙仲良等人，他不由地就想起江南那些学子名士们。那些人都是江南地主，尤其是东南江淅富庶之地的地主的代表。元廷占据江南后，一番大屠杀后又施展拉拢政策，对江南地主们进行“收买”在元廷的“轻赋税，通商贸”的政策下，江南尤其是江淅地主们的日子过得不错，自己入主江南后还受到不少阻碍。要不是自己执行了和元廷差不多的“轻农重商”政策，估计这帮地主闹得更凶。
刘浩然的轻农重商不是单纯地轻视农业，在现如今的社会环境里，农业是中国的根本，不容不重视。刘浩然的轻农政策是田地赋税非常轻，而且不采取强硬措施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只是没收蒙古人、色目人、寺庙和罪大恶极地主的土地。加上开耕荒地，所以江南的土地政策怠及到了普通百姓却没有触及到的主的利益。
重商不是单纯地重视商贸，的确。刘浩然大开工厂，广通商路，非常重视工商业，并且以丰厚的利润鼓励和诱惑地主投身到工商业中来，并趁机从地主手里收购了大量的土地，以分配给不断增加的新人口。重商另一方面表现在工商业的赋税极重，尤其是“出口关税”
在大明境内，货品流通一般需要缴纳两种税，第一种是交易税，一般在货品出厂或者交易到普通老百姓时就包含在价格中，这种税也是分别调控，与百姓们日常相关的货品税额就轻。奢侈品或者不常用的非易耗品就非常高；第二种走进出口关税，尤其走出口关税极重，原本江南，现在大明的“财政收入”大部分就来自这里。不过刘浩然是有恃无恐，谁叫大明的商品现在太紧俏了。只要有货品在手，哪怕缴纳高额的出口税，运到海外去还是极高的利润。由于实行了《大明航海条例》，加上大明海军的霸道和对诸商社的扶植，大明商人已经把持了高丽、日本、南洋诸国甚至印度的贸易往来，并开始伸手到阿比尼西亚、阿拉伯等地，直接踢走了原本的阿拉伯等中间商，将一笔巨大的中间差额利润囊入大明商人的口袋里。
十几年的发展，江南的地主是赚得钵满盆盈，巨大的经济实力不仅让这些转化为“大商人”的地主世家开始了思想上的飞跃，也带来了政治上的野心。他们开始寻求在朝堂上的政治代言人，原本他们支持淅江士子文人，让这些人为他们说话。随着江南理学与刘浩然的关系缓和。江南士子开始与淅江士子合流，学术势力主要集中在国史馆、南京大学、杭州大学、江苏大学，使得他们背后的江南地主世家的势力更加大。要不是还有一个庞大的淮西集团杵在那里，指不定他们已经把持了南京朝堂的话语权。
刘浩然早就看出这个苗头，所以一开始就留了一手。他利用理学朱学、陆学的分歧，扶植了以罗复仁、程乃彬、王侍尧等人为首的江西学派，再利用地理相连的缘故。将收复的两湖等地的士子拉入到江西学派，使其势力大增，学术势力主要集中在江西大学、武昌大学、湖北大学和湖南大学。虽然现在还不能与江南学派分庭抗争，但是再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发展，随着新一代士子成长起来，江西学派的实力将足以与江南学派抗衡。在另一方面，刘浩然利用自己故乡和淮西集团的地利优势，开始扶植安徽为主的太平学派，这个学派虽然底子薄，但是强在靠山硬扎，加上大明一大半的“重工业”和“军工业”集中在安徽太平、铜陵一带，加以时日，足以扶植出一斤，可以与江南学派抗衡的新学派，势力主要集中在安徽大学、合肥大学、格物院、弘文院和诸多专科大学、专学和研究所。
而在江南学派内部，刘浩然也着手；江南学派现在以淅西、苏南的士子为核心，刘浩然就”汰植温州一带颇有基础的永嘉学派，这个学派以功利务实为主，与淅西学派格格不入，而在刘�